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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君臣是如何篡改神宗变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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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君臣是如何篡改神宗变法的？

宋徽宗赵佶（1082年6月7日-1135年6月4日），宋神宗赵顼的第十一子、宋哲宗赵煦之弟，宋朝的第八位皇帝。哲宗的生母为朱皇妃，徽宗之母则为侍御陈氏。陈氏在宫中的地位很低，后来因生赵佶而进封为钦慈太后。徽宗本系庶出，又是神宗的第十一子，按照封建的宗法制度，是轮不上他当皇帝的。然而，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赵煦盛年驾崩（23岁），向太后力排众议，以“先帝（神宗）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为由，立十九岁的赵佶为帝，也即历史上的“宋徽宗”。

一、徽宗继位

宋元符三年（1100年）元月，宋徽宗赵佶在宋哲宗灵柩前即位。即位之初，徽宗表现出了一位有为君主的架势。这首先表现在他下诏让天下百姓批评朝政、提供建议上。上书言事者络绎不绝，奏疏多集中在如何清除奸臣上。当时朝中著名的奸臣有：章惇、安惇、蔡卞、蔡京等。徽宗因章曾反对他即位而心存不满已久，但仅凭一纸奏书就惩办一名宰相，又恐遭人非议，于是派章负责哲宗的安葬事宜。章不小心使灵车陷入泥沼中，花了一天时间才拖出来，由此被大臣弹劾对先帝不恭，又有人举报他当宰相时陷害宣仁皇太后，于是被贬官雷州，随后又流放睦州而死。御史中臣安惇和章惇狼狈为奸，结果被除名，放归田里。蔡卞是蔡京之弟、名相王安石之婿，也与章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徽宗为顾及大臣体面，让蔡卞自己上疏辞职，后以降职秘书少监处理。蔡京受言官弹劾，被贬为提举洞霄宫，居住杭州。接着，吕嘉问、吴居厚、徐铎、叶祖洽等一干奸臣也相继被黜，朝廷初步呈现出一派清明的气象。

徽宗除严惩奸臣、驱逐邪恶外，还大量任用忠直之士，有过则改。他即位刚一个月，便果断地任命大名府知府韩忠彦为吏部尚书，真是府知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葵履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这三人均为人正直，朝野有口皆碑，被任命的消息一出，民众欢呼雀跃，都认为徽宗用人取舍合乎公义。紧接着，正直之士龚任为殿中侍御使，陈灌、邹浩为左、右正言，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张舜民等皆居台谏之职。韩忠彦不久即提出广仁思、开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四事，深受徽宗赞许。从此忠直敢言之士，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徽宗还听从韩忠彦的建议，召回元诸臣。哲宗朝宰相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公忠体国，为人正直，因受章等迫害贬谪永州，历经磨难。当年已七旬、双目失明的范纯仁忽然接到新天子徽宗的勖勉慰问时，感激涕零。徽宗倚重于他，说：“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并任命他为尚书右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虽为旷世奇才，却始终为小人所阻，获罪降官，被贬往惠州。徽宗赦免其罪，让他提举成都玉局观，迁居常州。在韩忠彦的倡议下，文彦博、王、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二十三人均恢复了原职。哲宗孟皇后无端被废，徽宗为她恢复名誉。这些积重难返的公案，徽宗都一一予以解决，恢复了社会公道与正气，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

在重用大批忠直之士的同时，徽宗又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三月间下诏，让士庶臣僚直言指责时弊，“其间可采，主受奖掖；所言皆错，亦不受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宋徽宗言出必行，接受宰相张商英的劝谏，“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并接纳江公望的谏言，放弃驯养禽兽的爱好，把所有禽鸟都放出宫。政和初年发生了一件充分反映徽宗有容人之量并虚心纳谏的事。右正言陈禾正直敢言，甚为徽宗赏识，他升迁给事中尚未赴任，便不待宣召，进宫力陈童贯、黄经臣宠任宦官将祸及江山的道理，侃侃而谈，听得徽宗饥肠辘辘，徽宗起身让他改日再议。陈禾拽住徽宗衣服泣奏，徽宗又坐了一下，心中不免有点不快，再次起身欲走时，陈禾用力过猛，竟将徽宗衣裾拽脱，徽宗冲口而出：“正言且慢，碎朕衣矣!”陈禾随即回答说：“陛下不惜碎衣，臣又岂惜碎首以报陛下!”徽宗不禁转怒为喜，勉励他说：“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徽宗也一样能做到从谏如流，并对有诤臣风的萧服、为政清廉的令毛注加以提拔。通判王涣之应召入对，就日食是政治有缺失造成的这个看法发表议论：“……愿陛下虚心纳谏，言论不管是逆耳顺耳，对的就该采纳施行；事情不管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只要妥当就要重视；人不分亲疏，只要正直就可委以重任。如此，则人心服，天下就可臻于至治，上天自然也会降福了。”徽宗对王涣之颇为欣赏，不久就将他升为中书舍人。

徽宗对行之已久的规章制度，只要是不合理的，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废除。他下令将贮藏在大内杀不敬之臣的毒药焚毁，还主张宫廷建筑不要过于豪华，这与以后讲求奢华的徽宗，简直判若两人。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积案是宋徽宗最难以处理的问题。神宗是他的父亲，变法图强，自然无可厚非。哲宗是他的兄长，自己承袭的就是他的帝位，如果刚开始执掌朝政，便贬逐先朝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为了制定正确的方略，徽宗反复阅读臣下的奏章，并不断询问有识之臣，明白了门户之争的真谛：不管是攻击元丰之党还是元之党，均不是忠诚为国，而是为了一己之私。徽宗在反复思考之后，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十月向全国颁布诏书称：“朕对于军国一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的区别。斟酌某项举措是否可行，办法是否妥善，只看是否合乎时宜；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如果能使政事稳妥无失，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就太平了。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清静无为，顾大局，识大体，使天下休养生息，以成就朕躬继志述事之美，不是很好的事吗?如果曲解别人，心存偏见，妄自更改已有之规，扰乱政治，伤害国家利益者，不但为朕所不容，也为天下公论所不容，朕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一个月后，徽宗改元为建中靖国。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盲从元，也不附和绍圣。徽宗的这种态度，确实体现了一个明君应有的智慧和胸襟。

二、蔡京擅权惑徽宗

有识之士对北宋的灭亡有过这样的评论：宋朝亡于君子，而不亡于小人。意思是那些君子们明争暗斗，同归于尽，以致把大好河山交到了小人手中。徽宗即位后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奸佞邪恶之徒，最著名者是蔡京、王黼、朱及宦官李彦、童贯、梁师成六人，人称“六贼”，而首推蔡京。

蔡京于宋神宗熙宁三年登进士第，当过钱塘、舒州等地的地方官，出使过辽国，以功升为中书舍人，后任开封知府。宋哲宗时司马光为相后要全部废除新法，要求在五天内恢复差役法。在如此紧迫的时限下，蔡京却按期完成任务，并亲自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报告。司马光兴奋异常，称许他说：“倘若人人像你一样奉守法令，何事不能成功!”哲宗亲政后起用章恢复新法，章设立专门机构研讨变差役法为免役法的问题，久久不能决定。蔡京说：“如今是恢复先皇帝旧制，又不是另立新法，根本无须研讨。”一句话提醒了章，使免役法得以顺利恢复。史家评论此事说：十年之间，司马光行差法，章行雇役，都仰赖蔡京才得成功，由此可见蔡京的才干，也可见蔡京的奸邪。

徽宗即位，蔡京被贬至杭州后，恰逢供奉官童贯奉徽宗命到三吴一带搜求书画古董，两人结识后日夜相处，交往极为密切。蔡京是个丹青妙手，书画名噪一时，他千方百计巴结童贯，让童贯带了他许多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到宫中，并在徽宗面前对他极口称赞。徽宗也颇富文才，于是惺惺相惜，对他有了好感。再加上曾布怀着想援引蔡京对付韩忠彦的目的而极力推荐他，蔡京得到提拔，任尚书左右丞。此时韩忠彦已罢相，蔡京就借故挤兑曾布。闰六月，曾布罢相。七月，蔡京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筹相职。从此，蔡京一人独揽朝政。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命令禁止元法制，又仿照王安石设立三司条例司的旧法，设置了讲议司，专门讲求恢复新法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八月，恢复哲宗绍圣年间实行的免役法。九月，他以行新政为大棒变本加厉地打击司马光同道，排除异己，将司马光等共计一百二十人包括所有不对他阿谀奉承的人打成“元党人”，请徽宗御笔书名于石上，竖立在端礼门外，名为党人碑。十月，任蔡卞为知枢密院事，蔡京兄弟二人同执朝政。这是宋代建国以来很少见的事。十二月，朝廷下诏，禁止元学术以及其他邪说推行，非圣贤之书实行“文禁”。这是宋朝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忌讳重重，文人动辄犯讳。据说当时州县学校考试，不论文章做得如何，先看是否犯了忌讳。“休兵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及之役”、“清入仕之流”这一类语辞也入了破禁之列，原因是口气与元党人相似，近乎是对熙宁新法的指责。到政和年间，连经书中带“哉”这样的语言也被禁止了，如“大哉尧之君”、“与夫制乱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说来可笑，这是因为“哉”与“灾”字同音，“危”、“乱”、“凶”、“悔”等字不大吉利。由此可以想见，囚犯忌而惹祸的人定是多如牛毛。崇宁二年三月，诏命党人子弟不许入京。四月，命令销毁范祖禹所著《唐鉴》以及三苏(轼、辙及其父苏洵)、黄庭坚、秦观的文集。元学术主要指周敦颐、二程等人的经学，因此被抨击为“专以诡异聋瞽愚谷”的程颐也被除名。八月，蔡京又亲自用大字书写党人名字，颁于郡县，刻石成大碑，立于监司、长吏厅中。

要加收崇宁三年正月，蔡京请求铸当十钱。自宋建国，有折二、折三、当五钱，从来没有铸过当十钱。如今铸造这种大面额的货币，不亚于对百姓公然抢掠。蔡京又请求建立管理纸币——交子的印行和流通的专门机构：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制定了伪造交子的有关刑法。规定：凡是知情、转用以及邻人知而不告的都有罪。私造交子纸的，罪至徒刑和流刑。不久，又命天下除闽、浙、湘、广以外，全部使用另一种纸币钱引。纸币的大量印制和流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宋朝的经济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蔡京深受徽宗宠信，权势显赫，待遇优厚。他若要办某件事，必先以徽宗口令拟成诏书，送给徽宗看后，再由徽宗亲抄一遍，称之为御笔手诏，臣下都得遵从，不遵者以违制论处。政和初年，蔡京以太师致仕，徽宗准许他在京居住。宣和末年蔡京第四次为相时，年已80，徽宗准许他于私第办公，三五日一至朝，并下诏褒扬他“忠贯金石，志安社稷”。徽宗持政反复无常，蔡京虽常遭贬斥，但重用的时间毕竟远远超过了贬谪的时间。徽宗曾七次乘轻车小辇，临幸蔡京府第，不用君臣之礼，而用家人之礼。

自从神宗元丰年间永乐败师之后，已有数十年边尘不惊，没有战争了。宋朝府库颇为富足，蔡京便开始引导徽宗穷奢极侈起来。一次宫中举行盛大宴会，徽宗拿出他收藏的玉卮、玉等器具，说道：“我本来早就想使用这些餐具的，但又怕别人说这些东西太过奢华，是种浪费。”蔡京马上进言：“陛下贵为天子，理当享尽天下荣华富贵，受万千民众供奉，这区区玉器，又算得了什么?”在蔡京等人的极力怂恿下，徽宗再也无所忌惮，尽情挥霍，终日纵情享乐。朝廷为此专设应奉局、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为皇室娱乐和享受提供全方位服务。朝廷的左藏库，以前每月支出仅需费用三十六万贯，到徽宗时经费竟然达到一百二十万贯。宫中还大兴土木，先后新建了明堂、保和殿、延福宫、万岁山、九成宫等大型建筑项目，竭尽奢华之能事。

后来，徽宗对人世间的享乐逐渐生厌了，于是又幻想得道成仙。他在1105年曾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法号“虚靖先生”，以后又相继宠信道士王老志、王仔昔，封王老志为“洞徽先生”，封王仔昔为“妙通先生”，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特别信任林灵素。林灵素，温州人，年轻时在佛寺出家为僧，因受师父管责心生怨恨，就出了佛门改头换面当了道士。他善于揣测人意，学得妖幻之术，又敢于天花乱坠地吹嘘，很快就受到朝廷管理道士的官员左道录徐知常的重视。王老志、王仔昔在徽宗面前失宠以后，徐知常就将他推荐给了徽宗。第一次晋见陛下，林灵素就说：“天上一共有九霄，最高为神霄。管理神霄的神霄玉清王是上帝的长子，号长生大帝，主管南方。这位长生大帝不是别人啊，就是陛下您。陛下是神仙下凡，来到人世间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任。陛下周围的许多人其实也是来自于神霄玉清宫的天仙，负责协助陛下成事，建功立业。蔡京就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吏，盛章、王革是园苑皇华吏。陛下最宠幸的刘贵妃是九华玉真安妃。”这一逢迎拍马的胡言乱语居然正中徽宗下怀，高兴得当即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封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赏赐给他很多东西，还专门在紧挨皇宫的地方，为他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道观，称上清宣箫宫。宫中正殿挂着两幅大画像，一幅是神霄玉清王徽宗，另一幅是九华玉真安妃刘贵妃。徽宗经常去该宫听林灵素讲经布道。并且制道学，依据科举制开考，道士们若能通过考试则可任郎、大夫等十阶道职，成为道官。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神霄万寿宫。发给每一座道观田地上千顷，每一位道士都能领到俸禄。任登州知州的宗泽因为修建神霄万寿宫态度不积极、行动不迅速竟被除名编管。在徽宗和蔡京的提倡和支持下，追随林灵素的徒弟人数日增，达两万人之多。林灵素和他的徒弟们利用徽宗的信任，凭借被赋予的特权，经常在京城内装神弄鬼，画符念咒，呼风唤雨，把天下搞得乌烟瘴气。

宋徽宗指使蔡京等人借口恢复新法，榨取百姓血汗，以满足他们永无止境的物质需求。例如，免役钱本是用来雇人充役的，到他们手里却巧立名目新增设了许多种雇役钱，并且强行征收。巩州在元丰年间的役钱总计为每年四百贯，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竟增至三万九千贯，数额惊人。恢复实行方田均税法时，他们在旧额之外又加收税金，称之为“蹙剩”，往往一县就多征收了数万贯。恢复摧茶法，他们在茶叶产地设置官卖专场。两年以后，废止官场专卖，虽已允许茶商向茶农买茶，但要求茶商买茶后向官府交纳税金，领取“茶引”后方可贩卖。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以后，国家每年的茶税收入高达四百多万贯，其中的一百万贯要专门抽出来供皇帝使用。朝廷还修改盐钞法，由商人先向官府购买盐钞，再凭盐钞到解州领盐贩卖。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朝廷一再更改盐钞法，将大量已经卖出的盐钞作废，使许多盐商因此破产。出售盐钞的多少被朝廷订立为考核州县官、评定其政绩的标准，州县官于是强迫百姓按户买盐，以此来求得升迁。茶引和盐钞，成为宋徽宗时期朝廷的重要经济来源。尽管蔡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这些搜刮民财的办法非常卑鄙，深深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甚至给他们带来了苦难，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徽宗却只看到眼前白花花的银子，还赞赏他说：“这是太师加送给朕使用的钱。”支移，本是宋朝一种赋税的输纳方法，要求赋税送纳到一定的处所，否则就要交纳脚钱。到徽宗时，脚钱却成为一个固定的税种，每斗要交五十六个钱，几乎等同于元丰年间的正税。各地官府为了向朝廷交差或者官员为了自己的升迁，加紧向百姓催收各种在常赋之外增加的税额。在江东西和湖南北，有的一石常赋之上四石耗米，农民们往往卖了耕牛卖房产，还交不足赋税，沉重的负担压得百姓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