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ky 抗日战争初期，日寇飞机狂轰滥炸，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河南郑州一带的回民，不堪日寇侵扰，携家带眷，背井离乡，结伴逃难来陕。西安时为大后方，又当西北要冲，商业集中，市面繁荣，逃难者多在火车站南北“抢码头”，经营小本生意或打短工谋生。民乐园周围是新市区，空地多，又有早些时候定居这里的豫籍回民所建的新市区清真寺，故新来者便“就寺而居”，在这一带搭棚、建房，暂度生活。时间一长，外籍穆斯林越聚越多，新市区清真寺就满足不了他们宗教生活的需要，遂产生筹建新寺倡议。
1939年春，白俊卿(河南周口人，先在郑州住家，后逃难来陕)以38元硬币购得建国巷面积七分九厘，仅有一间简陋小屋的现在寺址，在赵国云(河南开封人，曾移居郑州，1935年夏来陕)的赞助下，略事整修，建起了建国巷清真寺。因在新市区清真寺之东，故又称“东寺”。属“依赫哇尼派”(新派)。
从1939年春到1940年春，经向穆斯林募捐，建国巷清真寺先后修建西屋三间为礼拜殿，东屋三间为水房(沐浴室)，北屋五间为讲堂及阿訇住室，临街房五间中开大门。寺的规模虽小，但一应俱全。
白俊卿是建国巷清真寺的发起人，建寺过程中出力最多，经寺众共同商议，推其为社首。解放初，白辞职，寺务无着，暂由杜金生代管。迨1954年经坊众推选，由杜金生、杜光俊、李金生、海福曾、吕克同、巴世英、丁俊杰等人先后管理寺务。1961年第一次教改，革除了封建剥削制度，西安市成立了一个清真寺管委会，各清真寺设寺管小组，丁伯言以阿訇兼寺管会副主任身分管理东寺事务。“文化大革命”开始，丁伯言离开阿訇职位，东寺曾一度停止宗教活动，被中山门公社更生棉织厂所属的缝纫社占用。约一年后，穆斯林自发地在寺内作礼拜。1970年第二次教改“打宗反”运动中，西安市清真寺进行合并，全市仅保留了两座，一为莲湖区化觉巷清真寺，一为新城区建国巷清真寺。政府出面，组织穆斯林建立了建国巷清真寺民主管理机构，推选以刘国恩为主任，李长才、沙秀云(女)、马鸿恩、陈文彬，马振泉、海崇恩为委员的管理委员会。1983年8月24日重新组建寺管会，选狄彦臣(时年87岁)为主任，巴国英、赵明新为副主任，刘国恩杜光俊、张学礼、陈平容为委员。越半载，狄彦臣病逝，寺管会调整后，以杜光传为主任，巴国英、赵明新为副主任，刘国恩、张学礼、陈平容、马新生、古亮其李道顺为委员。1985年8月，寺管会任期届满，又改选白学彬为主任，赵明新、张学礼为副主任、刘国恩、杜光俊、古亮其、刘文德、尤鸿品、杜文明为委员。
建国巷清真寺的历任阿訇是：王怀琦，河南兰考县人，现任河南丁道口清真寺阿訇；刘子杰，河南通许县，已故；虎廷章，四川成都市人，己故；乌振明，西安市人，已故；刁明锋，河南许昌人，已故；法金祥，河南南阳西峡口人，已故；丁伯言，河南鲁山县人，现任西安市伊协副主任；马振兴，河北保定人，已故；陈文彬，河南周口人。现任阿訇是赵明新，河南开封人。
建国巷清真寺的坊众分布在建国巷、自由巷、安乐巷、尚勤路、尚俭路及中山门一带，约一千余户，其中以小本经营牛羊肉和饮食业的个体户居多，也有少数国家干部和事、企业单位职工。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习俗，坊民文化水平低，科技人员少。据掌握，有代表性的文化人仅有赵保安(河南开封入，西北大学毕业，市七十二中副校长，已离休)、贾荣杰(河南沁阳人，西北大学毕业，省民委退休干部)、程连飞(山西运城人，西北电建局总工程师)、白全德(河南人，是中国科学院仅有的两个回民科技人员之一，现受科学院委托，每周巡回执教于郑州、西安、兰州三地)等数人。坊众虽同汉族杂居，但都能互相尊重，相安无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宗教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宗教生活渐趋正常。鉴于建国巷清真寺原有房屋简陋，年久失修，倒塌危漏，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从1980年起，经政府资助，进行了大的修葺。原大殿扩建为180平方米，北讲堂改建为沐浴室，在原东屋的地基盖了两间女沐浴室、一间停放和冲洗亡人间。修了锅炉房，整修了大门，安装了自来水管道。沐浴室及大小净处均用自来水喷头和龙头，废弃了汤瓶壶。同时，增建东屋二层楼房。全部建筑物统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五开间的大殿设计新颖，绿色圆顶，玻璃门窗，阳光充足，空气通畅，装有电灯、电扇，铺设地板和冬皮、夏席的拜垫。殿高15.8米，既具有伊斯兰教建筑物的特色，又不同于古老式清真寺的格调，是西安市目前仅有的一座新型的清真寺院。（作者：赵明新； 1986年4月；原标题：建国巷清真寺概况； 编辑：李连源；图片：郑一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