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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揭开凉山“标签”:悬崖村有几多?吸毒贩毒严重吗?2、手植绒花树,留下个念想3、揭开凉山“标签”:悬崖村有几多?吸毒贩毒严重吗?

揭开凉山“标签”:悬崖村有几多?吸毒贩毒严重吗?

原标题:“悬崖村”到底有几多?“吸毒贩毒”还严重吗?

揭开传闻与“标签”,走进真实的凉山

认识大凉山,并非一件易事。说她美丽、富饶,说她贫穷、落后,似乎都对。

四川省西昌市邛海边,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内,矗立有一座巨大的雕塑,姑且把雕塑叫《绳索》。

雕塑前一块石碑上刻着4句话:“一根粗大的绳索,一段曲折的历史,一个觉醒的过程,一个崛起的时代。”艺术家的设计和4句注释,寓意深刻,发人深思。

说起大凉山,知道的人应该不少。在人类学家眼里,她曾经是人类保存最完整的奴隶社会活化石;在文化学者眼里,她是拥有上千年璀璨文明的神秘之地。

喜欢旅游的人,对大凉山更熟悉。在他们眼中,凉山有热情奔放的彝族火把节,有美丽的邛海、仙境般的螺髻山、浪漫的泸沽湖,还有名列“世界十大大峡谷”深度之首的大渡河大峡谷,更有令国人自豪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但对那些不熟悉大凉山的人来说,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中常见的“悬崖村”“人畜共居”“吸毒”“辍学儿童”等标签,共同构成了一个极端落后的印象。

拨云见日,让我们走进真实的凉山。

“悬崖村”到底有多少?

传闻:说起大凉山就想到“悬崖村”

实情:“悬”不“悬”没有界定标准

这是一道选择题。回答“有”或“没有”,似乎都正确,也都不正确。

先说说“有”的正确性。

四川盆地周边的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不仅是“蜀道难”的主要分布区域,也是四川四大连片贫困地区。

这里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分布着大量的高寒山村(媒体又称“悬崖村”),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精准扶贫以来,这些高山村在媒体报道中,被称为“悬崖上的村庄”“云朵上的村庄”“高山贫困村”“绝对贫困村”“极端贫困村”等。

近两年,媒体集中报道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凉山州)昭觉县的阿土勒尔村,并形象地称它为“悬崖村”。

一段时间里,一说到“悬崖村”,人们自然想到昭觉县的这个村;一说起大凉山,人们习惯性地联想到“悬崖村”。

从新版汉语词典和字典的文字解释看,似乎说“悬崖村”也有点靠谱。近两年,大凉山昭觉县、长江三峡、太行山等媒体报道过的村,的确又高又陡,符合“悬崖”这一词义,称“悬崖村”也不算错。

由于悬崖没有高低标准。在中国西部、中部的大山区,这样的高山悬崖村更不少见。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悬崖村很多,大凉山的悬崖村也很多。

再说“没有”的正确性。

没想到的是,尽管各地都承认有高山村,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各地山区县采访高山村时,除了昭觉县承认这个“悬崖村”外,各地均异口同声否认:“我们这里没有悬崖村。”

因为媒体集中报道过的昭觉县“悬崖村”,提高了阿土勒尔村的知名度,带来了社会和政府的大投入,好处多多。而其他地方之所以一概拒绝承认,因为“悬崖村”成了负面、落后的代名词。

凉山州交通系统一位干部说:“什么叫悬崖?没有标准,也不是交通术语。”

“悬崖村是个特例,是媒体加工的特例。四川有多少悬崖村?没有数据,因为没有对悬崖和悬崖村的界定。”四川省公路局几位专家明确指出。

其实,不管叫“高山村”还是“悬崖村”,它们就在那里。从精准脱贫角度讲,它们不仅是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也是基层干部签下“军令状”必须限期攻克的“堡垒”。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四川基层干部认为,是否叫“悬崖村”不可怕,关键是要战胜“思想上的悬崖”,消除等靠要思想。只要打破畏难情绪,就能攻克“堡垒”,实现精准脱贫。

“人畜共居”咋回事?

传闻:门前一堆粪;墙上不开窗

实情:落后的居住习惯已基本绝迹

“门前一堆粪”“人畜共居”“墙上不开窗”,这曾经是大凉山高寒山区群众上千年的居住习惯,也曾是大凉山区给外界最直观的第一感受。

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经过这一轮精准扶贫的强力推进,这种落后的居住习惯已基本绝迹。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探究“人畜共居”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绝对不能简单地用彝族群众素质低来片面解释。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乌尼乌且曾告诉记者:“关于人畜共居,是为了安全,是迫于无奈,是出于习惯。奴隶主把奴隶与牛羊关在一起,也是为了保护财产。”“过去不开窗户,很简单,高山上要避寒,没有玻璃,哪能开窗?”

“混居有历史原因,在高山上住一起可防冻,防盗。”凉山州民宗委一位干部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过去搞移民搬迁、“三房”建设,乃至这几年搞的彝家新寨、易地移民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都是为了解决人畜混居问题。

彝族学者阿古扎摩撰文指出,彝族本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彝族人称自己的财产为“直渣”,意为钱粮,“直”主要指马、牛、羊、猪、鸡。“因此在修建住房的时候,就统一把牲畜圈和居住房合为一体,以便于住守和管理,并非不讲卫生。”

追赶现代文明,凉山人一直在努力。

首要的有效办法就是住房改房。州扶贫办原副主任胥国荣曾告诉记者,1982年,一位中央领导来凉山后,首次开始了住房改造。1993年,另一位中央领导视察后,首次提出“人畜分开”等基本标准,连续搞了7年的住房改造。从2003年至2008年的三房改造扶贫工程,累计改了8.5万户。从2009年开始,有14万多户列入了“三房改造”计划。

尽管这几次的标准都太低,但却是最受群众欢迎的民生工程。

经过多轮扶贫攻坚,加上本轮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和“易地扶贫搬迁”措施,凉山彝族群众已经同步跨上了脱贫奔康的快车。

根据记者这几年的实地调研,说“人畜共居”在大凉山区已基本绝迹,并不过分。完全可以相信,到2020年,彻底告别“人畜共居”绝对有把握。

凉山州甘洛县乌史大桥乡,正在建设家乡的当地群众奋力抬电线杆,向山顶的二坪村攀登。新华社记者 蒋作平 摄

“洗洗手”也叫革命?

传闻:“凉山老百姓有很多陋习”

实情:精准扶贫已精准到生活细节

没错,同大凉山高寒山区的“住房改造”一样,这也是一场革命。这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减贫运动,也是最精准的扶贫措施。

有了好的住房,才能具备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物质条件。

凉山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南有金沙江,北有大渡河,从东到西是一条条高高的大山。山水阻隔,加上历代战乱、家支争斗、民族隔阂,大凉山就是这样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极端封闭社会。

1956年1月,老红军、副州长王海民在凉山州第一次劳动人民代表会议上,举铁锤砸锁链,象征凉山民主改革正式开始。

50余万奴隶(其中锅庄奴隶近6万人)得到解放,100%的翻身奴隶和80%以上的劳动人民拥有了土地、房屋、牛羊等生产生活资料,掌握了自己的命运。1958年3月,民主改革取得胜利,标志着凉山奴隶制社会的终结。

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夜翻身,昔日的农奴“当家做主”,并不代表社会文化的全面提升。

彝族学者巴且日火撰文指出:彝族人“一步跨千年”的结果是,还未能完全舍弃旧传统文化的行囊,行走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大道上难免有“踉跄”感。

彝族资深学者马尔子等撰文指出:“民改时彝族人口达100万,如此之多,但没有自己的集市贸易……无城无市(封闭)的生活在漫长的岁月中,引导彝人从贫困走向贫困……这就是历史上覆盖凉山彝族整体贫困的帽子。”

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扶贫,部分群众解决了低标准的“酸菜土豆”型温饱。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畜混居现象依然存在。省民委一位干部说:“老百姓有很多陋习,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不洗脸、不洗手。”

1997年,国家民委一位副主任实地察看后评价:“这是原始贫困。”

1989年,记者遍访大凉山,仍然是极端贫困。美姑县一位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已在寄宿制学校中推广三洗,即洗手、洗脸、洗脚。但都比较困难。”

而“不洗手、不洗脸”与其说是“落后习惯”,毋宁说是生活条件极端落后中慢慢形成的。

凉山州彝族学者罗洪兹格曾撰文指出:“饮用的水不是坑积水、就是到几里外去背的水。用水难、饮水难,迫使村民难以讲究个人、家庭、环境卫生,因此,贫困和疾病相依相伴。”

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本轮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中,凉山州把扶贫攻坚的部分内容形象化为“三建四改五洗”。“三建”即建庭院、建入户路、建沼气池;“四改”即改水、改厨、改厕、改圈;“五洗”即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州内有的单位还称这是“四改革命”“五洗运动”。

这一次是现代意义上的一步跨千年,真的是在拼命补千百年来欠下的课。凉山州把“五洗”作为“养成好习惯”的重要内容,说明“精准扶贫”已“精准”到细节上。

“辍学儿童”有那么多吗?

传闻:凉山“辍学儿童”很多

实情:已经没有因贫辍学现象

答案很简单:过去很多,现在已经没有了。

有人说,四川在凉山州实施“一村一幼”以来,凉山州农村幼教点的密度,已超过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实属创造了解决“上学难”的奇迹。

教育状况是反映一个区域文明、进步、开放状况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区域的未来是否充满希望的尺度。

彝族资深学者马尔子曾撰文回忆:“解放以后出生的凉山彝区儿童,最早接触且接触最多的汉人当属教师了,这些教师虽然不懂彝语,但从他们的温和的眼神、亲切的笑容中,孩子们分明感受到了他们并不像父辈所描述的那样,是穷凶极恶、专割小孩耳朵的坏蛋。相反,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并且似乎无所不知。”

有“人类文明工程师”称号的教师,在今天的大凉山,不仅传播知识,而且传播文明。不仅教孩子们洗手、洗脸、刷牙等卫生习惯,还传授爱党、爱国、守法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5岁的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李咏翰,到普格县中学报到,看到的是勃勃生机,“真的没想到,这里的硬件教学条件,一点不比内地城市中学差。”李咏翰说。

让他更没想到的是,通过信息技术,普格县中学师生与相隔500多公里外的名校——成都七中育才学校,实现了同步直播上课、教师同步备课办公。“借助‘智慧云’,名师搬到了彝区课堂,偏远、闭塞的民族地区孩子,也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李咏翰说。

四川把教育作为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凉山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7年底,3000余个幼教点遍布全州。凉山州在园(班)幼儿24.34万人,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83.35%;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达76.23万人,小学、初中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达99.54%、93.17%。

凉山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李涛说,不仅全校无因贫辍学现象,而且学生有明确的就业方向,能起到“一人读书就业,全家脱贫”的效果。

“短期扶贫靠产业,长期要靠教育。”布拖县副县长比布有打告诉记者。在2014年四川省两会上,他呼吁在凉山州全面免除3年幼儿保教费和3年普通高中学费、书本费,如今已成为现实。

“教育会改变70后、80后这代人的后代,使后辈人文化素质得到整体提升,他们会成为未来凉山发展的希望。”比布有打坚信。

“吸毒贩毒”还严重吗?

传闻:吸毒贩毒重灾区,艾滋高发区

实情:源头“治毒”成效突出

答案很肯定,过去不仅有,还曾经很厉害。但据记者眼见为实,现在已经得到有效遏制。

21岁的小伍(化名),家在昭觉县竹核乡的木渣洛村,是曾经的吸毒、贩毒重灾区,也一度是艾滋病高发的地区。

小伍从四川眉山市卫生职业学校毕业,目前一边在昭觉县城的一家诊所打工,一边为考取护士从业资格证书而努力。她说,选择学医跟她童年的记忆有很大关系。

上世纪90年代,正是竹核乡“毒情”最严重的时候。小伍的姑姑和父亲都染上了毒瘾。姑姑的身体越来越差,10年前就去世了。长大后才知道,夺走姑姑生命的正是艾滋病。

家人的离去带给这个家庭很大的触动,小伍的父亲痛下决心,戒除毒瘾。

就在他父亲暗下决心的同时,一场全民动员的禁毒斗争也在凉山打响。

今年50岁的王洪来自距木渣洛村20公里的城北乡古都村。他14岁那年,母亲去世,他打工,后做起皮毛、药材生意,成为村里“最会找钱”的人。

而此时的老家古都村,一些人染上了毒瘾,还有一些人在高额利益的诱惑下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

眼看着被海洛因荼毒的村庄越来越萧条,王洪眼里常常涌出泪水。

2005年,王洪思量着给吸毒的年轻人找条正道走。那一年,他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预备党员,两年后高票当选村支书。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搞一场民间“禁毒运动”。他召开了禁毒大会,召集村干部和有威望的老人,制定了村规民约。

他们组织人员晚上搞突击检查,发现吸毒、贩毒的马上向警方举报。他还请来“毕摩”,用古老的方式“治毒”。

凉山州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当前凉山正把禁毒工作,作为事关凉山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来抓,禁毒工作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推进重点整治地区“去标签行动”。

2017年,凉山对外流贩毒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派出了15支小分队赴全国重点地区协作整治清遣外流贩毒人员,协助破获毒品案件202起,打处犯罪嫌疑人277人。

如今,凉山州全面开展了禁毒“五大行动”:破案攻坚、外流贩毒整治、堵源截流、收戒转化、预教管控。

民间的禁毒工作也毫不松劲,目前像古都村这样的民间禁毒协会,已经覆盖昭觉县271个村,参加协会的家庭达到9.6万户15.2万人。

彝族著名学者张明评价说:“现在凉山彝区各级政府全力以赴解决这一致贫的病根,特别是利用彝族家支的自治功能对吸贩毒问题进行防治,并在村规民约中明确规定了家支的禁毒任务,做到家族内部人员无参与贩毒、种毒、制毒现象。这是从源头上治理,成效非常突出。”

凉山在小康路上会不会掉队?

答案很肯定,不会。不仅不会掉队,而且一定能够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最大的理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当地头领果基小叶丹欣然决定,在彝海子边打鸡吃血酒结拜兄弟。

“彝海结盟”后,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给万里长征增添了光彩的一笔,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和重大胜利。

解放后,特别是1956年的民主改革,终于废除了奴隶制。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彝族代表伍精华以《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飞跃》为题作大会发言,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赞扬,赢得全场代表雷鸣般的掌声。

几十年来,凉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谱写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恢宏诗篇。

2014年,随着精准扶贫在全国全面启动,一场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在凉山大地展开。“开局就是决战,上阵就要冲锋”。在大凉山各地,每天都在发生着“千年巨变”。

喜德县阿吼村,年近八旬的阿说牛牛老人,在看到政府为她修的新房后,高兴得落泪。她拉着第一书记王小兵的手说:“如果阿妈还在,我一定要把满柜子的腊肉和大米送给她吃!告诉她现在过上了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王小兵告诉记者,这个高寒山区村已于2017年整村脱贫。这两年,20多位姑娘嫁进了这个山村。村民们摈弃陈规陋习,过上了“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四好新生活。

在凉山州,“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场景到处可见。全州9000多名帮扶干部、2497名第一书记、280名禁毒防艾和计生专职副书记扎根一线。

据凉山州政府副秘书长、州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王永贵介绍,2012年全州贫困人口达94万,约占全省贫困人数的13%。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来,国家、省级部门加大对大凉山彝区的投入力度,中央、省上财政投入比例每年增幅都在50%以上。

王永贵告诉记者,从2013年至2017年底,全州5年内完成了44万人的脱贫任务。仅仅两年多,“彝家新寨”就让10余万户村民搬入新居,易地扶贫搬迁人口也达到10.16万。

他充满信心地告诉记者:“干部用辛苦指数换来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从2018年起,未来3年,凉山州有信心完成11个国贫县的摘帽工作。”

从向深度贫困宣战到向陋习宣战,从住房革命、厨房革命到厕所革命,凉山州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精准脱贫的主战场。这些攻坚战,越往后越艰难、任务越艰巨。要获全胜,还有很多堡垒需要攻克。

全州贫困人口从2013年底的94.2万人减少至49.07万人,全州贫困村从2072个减少到1118个,其中深度贫困村从1350个减少到1002个。这意味着,下一步需要脱贫的高达49万多人,大多数居住在海拔更高、生产条件更差的高寒山区,脱贫奔康的难度更大。而后面的1118个贫困村,就有1002个是深度贫困村,也就是说几乎全部是深度贫困村,难度更大是不言不喻的。

既然是深度贫困村,作为扶贫的生命线——公路建设,就成为更硬的硬骨头。特别是大渡河、金沙江两岸的高山村,几乎大多属于媒体所称的“悬崖村”。修路难,修好路后保通保暢更难。据2017年6月的一份材料显示,在四川彝区还有9个乡、24个建制村不通公路,有101个乡镇、1981个建制村不通油路或水泥路。要限期完成,任务十分艰巨。

另外,当地政府也清醒地提出,要“看得见”的贫困与“看不见”的贫困一起抓,治愚治毒治病治超生“四治并举”。这些哪一项都不轻松。

首先,贫困程度差不多的山区群众,也就因为收入多几块钱,或多养一只鸡一只羊,没有评上贫困户,这就是“临界贫困户”,这部分群众在大凉山估计也有好几十万。他们没享受到一系列扶贫政策,但他们也必须同步奔小康,这也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需要继续解答好的“考题”。

还没有养成、还正在养成好习惯、好风气的群众,这属于精神贫困,也就是看不见的贫困,这既离不开贫困户自身物质条件基础,也离不开社会经济水平整体提升的大环境,也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在经历了最痛苦的自我革命之后,获得的必然是最伟大的重生。签下的“军令状”,基层干部信心满满,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一定能啃下,凉山彝族人民在小康路上绝不会掉队。(记者 蒋作平、肖林)

手植绒花树,留下个念想

“一路芬芳满山崖 世上有朵英雄的花,那是青春放光华,花载亲人上高山……”

2月,徐鹏龙母亲专门在新家门前栽下一棵儿子喜欢的绒花树,希望开出美丽花朵时回家的儿子能看到,可惜却再也看不到。徐鹏龙是山东临沂费县人,也是四川西昌大队一名消防员,3与31日,在参加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境内森林火灾扑救任务时不幸牺牲,生命停在了19岁的年华。

4月,门前的绒花树已经发芽,它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文/图记者刘云鹤发自临沂费县

老家

费县东北以北就是所在的薛庄镇同庄村,一进入村就看到不少村民站在马路上。4月5日,是徐鹏龙回家的日子,村民放下手中的活计早早在村里等候消息。顺着这些人群,就可以找到徐鹏龙的家。

这是一排砖头房,房子一共有四大间,已经破旧不堪。进入主客厅,可以看到墙皮都已经发黑发黄,整个房间除了一台冰箱,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电器。客厅左手边是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被子铺得整整齐齐。村民说这就是徐鹏龙生前睡的床。床头摆着一张简陋的桌子,桌子上是一摞小学初中课本。床旁边的墙壁上画满了涂鸦,还贴着几张明星照片,这是徐鹏龙生前所留。

这些涂鸦旁还有六张醒目的身体安康对联,每年春节父母都会在儿子床边墙壁上贴上同样的话语,虽然孩子已经有两年春节没在家里,但是他们还是像往年一样将这几个字贴在墙壁上,寄托着对远在四川的儿子的挂念。

而在同一间房子的另一侧,就是父母睡的床,只是用大衣柜简单地遮挡。虽然家徒四壁,但是收拾的很是整洁。村民说,自从徐鹏龙家人去四川后,他们就帮着将家里打扫了一遍,只要没事就过来一趟,看一看心里会放心不少。

遗憾

3月29日晚,徐鹏龙和父亲视频,视频中说自己挺累,没说多少就挂掉了,父亲体谅儿子辛苦,也草草结束了聊天,可是没想到那次短短的视频竟成了永别。

4月1日下午,徐鹏龙的父亲接到了儿子牺牲的消息,久久回不过神来,母亲则是一下子蹲坐在地上。孩子2017年入伍,近两年的时间还从未回家过一次。亲戚说,徐鹏龙的父母到达西昌后一直无法接受孩子已经离去的事,不睡觉也不吃饭,后来实在扛不住还打了点滴。直到回山东的前一天,可能是得知要带着孩子回家了,两口子才吃了点饭。

昨日下午,在费县大青山烈士陵园见到了徐鹏龙父母和姐姐。母亲被亲人搀扶着,已经没有力气哭泣,只是闭着眼睛,一旁的姐姐还在号啕大哭。他的父亲在一旁静静地坐着流泪,在旁人看来,这个庄稼汉子已经足够坚强,父亲去世还不到100天,儿子又去世了,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已经让他崩溃。”你们不要担心,我想开了,守着儿子慢慢过。“对于不停地过来含着眼泪慰问的人群,这个父亲反过来安慰别人不要担心。”

在村民眼中,徐鹏龙从小就是个好孩子,小时候父母下地干活他在家就帮着做饭打扫卫生,长大后就主动帮着父母下地干活。徐鹏龙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2017年征兵时,他主动找到村主任要入伍。徐鹏龙入伍不到两年,家人为了让孩子服从管理、遵守纪律,就连爷爷去世的事情都没有告诉他。

“他生前一直不知道爷爷已经去世的消息。”徐鹏龙的大娘说,他爷爷走的时候还一直念叨他的名字。

村民自发帮着打理大棚

最近几年,同庄村不少村民都种了大棚,进入村子,可以看到一个个盖着白色塑料膜的大棚排成一片。徐鹏龙家一共六个大棚,他们一家人去四川后,村民们自发承担起了打理大棚的工作。

徐鹏龙家的大棚分散在四个不同的区域,每天都有固定的几个村民来集中打理,其他的村民谁闲下来就去大棚看看有没有可以干的工作。大棚内种植的是西瓜和甜瓜,如今正是最忙的季节,有的村民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先帮着徐鹏龙家打理。授粉,摘秧,灌溉……从早忙到晚。

“这个时候是关键时刻,如果打理不好很容易减产或者绝产。”同庄村村民徐龙现说,孩子没了让谁也受不了,我们帮不上别的忙,只能帮着把后盾打好。

村民自发帮着打理大棚也不仅仅是这个原因,他们是冲着徐鹏龙父母的人品。“两口子为人处世很好,一出事大家都愿意伸手帮忙。“村里一位大姐说。

徐鹏龙人实在、懂事,也交了不少朋友,很多同学朋友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后一直接受不了,得知昨日魂归故里后从各地赶回来参加追悼会。“我听我妈说了,也看了新闻但是还是不愿意相信,直到我给他发了多次消息没有回应才接受他离开的事情。”徐鹏龙发小徐磊说。

母亲在家门口种了一棵树

在新家门前,母亲专门为徐鹏龙种了一棵绒花树,希望开花的时候,孩子能回家看一看。

听邻居说,这棵绒花树是上个月徐鹏龙的母亲刚刚栽上的,他们刚建了新房子,总觉得门口缺点什么,想了想最后决定种上孩子喜欢的绒花树,“栽树的时候我听他妈说‘给我儿门口种上一棵绒花树,开花的时候特别好看’现在想想这个话很难受。”

去年儿子刚过18岁,两口子就开始给孩子做打算。家里老房子太旧了,两人七拼八凑给儿子盖起了一栋二层楼,如今早已完工,但儿子入伍后一直未回家,老两口也没舍得进去住。

“什么都想等到儿子回来再做,家里养了一只三年的公鸡,两口子一直不舍得吃,就等着孩子回来吃。”邻居一边说,一边抹眼泪,”新房子不舍得住,就挤在老房子里。”

徐鹏龙家的新房子隔着老房子几个胡同的距离,远远地就能看到一栋二层楼房,红色的大门紧锁着,但依然能看到二楼的崭新的铝合金窗户。在大门口,有一棵小树苗,村民说这就是他母亲为他种下的那棵绒花树。

树苗虽只有指头粗细,但也已经发了嫩芽,村民说,绒花树到了夏天就会开出红色的花,非常漂亮,它生命力旺盛,总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算是给他父母留个念想。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编辑 董雪

揭开凉山“标签”:悬崖村有几多?吸毒贩毒严重吗?

原标题:“悬崖村”到底有几多?“吸毒贩毒”还严重吗?

揭开传闻与“标签”,走进真实的凉山

认识大凉山,并非一件易事。说她美丽、富饶,说她贫穷、落后,似乎都对。

四川省西昌市邛海边,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内,矗立有一座巨大的雕塑,姑且把雕塑叫《绳索》。

雕塑前一块石碑上刻着4句话:“一根粗大的绳索,一段曲折的历史,一个觉醒的过程,一个崛起的时代。”艺术家的设计和4句注释,寓意深刻,发人深思。

说起大凉山,知道的人应该不少。在人类学家眼里,她曾经是人类保存最完整的奴隶社会活化石;在文化学者眼里,她是拥有上千年璀璨文明的神秘之地。

喜欢旅游的人,对大凉山更熟悉。在他们眼中,凉山有热情奔放的彝族火把节,有美丽的邛海、仙境般的螺髻山、浪漫的泸沽湖,还有名列“世界十大大峡谷”深度之首的大渡河大峡谷,更有令国人自豪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但对那些不熟悉大凉山的人来说,媒体尤其是自媒体中常见的“悬崖村”“人畜共居”“吸毒”“辍学儿童”等标签,共同构成了一个极端落后的印象。

拨云见日,让我们走进真实的凉山。

“悬崖村”到底有多少?

传闻:说起大凉山就想到“悬崖村”

实情:“悬”不“悬”没有界定标准

这是一道选择题。回答“有”或“没有”,似乎都正确,也都不正确。

先说说“有”的正确性。

四川盆地周边的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和高原藏区,不仅是“蜀道难”的主要分布区域,也是四川四大连片贫困地区。

这里山高谷深,地势险峻,分布着大量的高寒山村(媒体又称“悬崖村”),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精准扶贫以来,这些高山村在媒体报道中,被称为“悬崖上的村庄”“云朵上的村庄”“高山贫困村”“绝对贫困村”“极端贫困村”等。

近两年,媒体集中报道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凉山州)昭觉县的阿土勒尔村,并形象地称它为“悬崖村”。

一段时间里,一说到“悬崖村”,人们自然想到昭觉县的这个村;一说起大凉山,人们习惯性地联想到“悬崖村”。

从新版汉语词典和字典的文字解释看,似乎说“悬崖村”也有点靠谱。近两年,大凉山昭觉县、长江三峡、太行山等媒体报道过的村,的确又高又陡,符合“悬崖”这一词义,称“悬崖村”也不算错。

由于悬崖没有高低标准。在中国西部、中部的大山区,这样的高山悬崖村更不少见。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悬崖村很多,大凉山的悬崖村也很多。

再说“没有”的正确性。

没想到的是,尽管各地都承认有高山村,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各地山区县采访高山村时,除了昭觉县承认这个“悬崖村”外,各地均异口同声否认:“我们这里没有悬崖村。”

因为媒体集中报道过的昭觉县“悬崖村”,提高了阿土勒尔村的知名度,带来了社会和政府的大投入,好处多多。而其他地方之所以一概拒绝承认,因为“悬崖村”成了负面、落后的代名词。

凉山州交通系统一位干部说:“什么叫悬崖?没有标准,也不是交通术语。”

“悬崖村是个特例,是媒体加工的特例。四川有多少悬崖村?没有数据,因为没有对悬崖和悬崖村的界定。”四川省公路局几位专家明确指出。

其实,不管叫“高山村”还是“悬崖村”,它们就在那里。从精准脱贫角度讲,它们不仅是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也是基层干部签下“军令状”必须限期攻克的“堡垒”。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四川基层干部认为,是否叫“悬崖村”不可怕,关键是要战胜“思想上的悬崖”,消除等靠要思想。只要打破畏难情绪,就能攻克“堡垒”,实现精准脱贫。

“人畜共居”咋回事?

传闻:门前一堆粪;墙上不开窗

实情:落后的居住习惯已基本绝迹

“门前一堆粪”“人畜共居”“墙上不开窗”,这曾经是大凉山高寒山区群众上千年的居住习惯,也曾是大凉山区给外界最直观的第一感受。

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经过这一轮精准扶贫的强力推进,这种落后的居住习惯已基本绝迹。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探究“人畜共居”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绝对不能简单地用彝族群众素质低来片面解释。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乌尼乌且曾告诉记者:“关于人畜共居,是为了安全,是迫于无奈,是出于习惯。奴隶主把奴隶与牛羊关在一起,也是为了保护财产。”“过去不开窗户,很简单,高山上要避寒,没有玻璃,哪能开窗?”

“混居有历史原因,在高山上住一起可防冻,防盗。”凉山州民宗委一位干部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过去搞移民搬迁、“三房”建设,乃至这几年搞的彝家新寨、易地移民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都是为了解决人畜混居问题。

彝族学者阿古扎摩撰文指出,彝族本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彝族人称自己的财产为“直渣”,意为钱粮,“直”主要指马、牛、羊、猪、鸡。“因此在修建住房的时候,就统一把牲畜圈和居住房合为一体,以便于住守和管理,并非不讲卫生。”

追赶现代文明,凉山人一直在努力。

首要的有效办法就是住房改房。州扶贫办原副主任胥国荣曾告诉记者,1982年,一位中央领导来凉山后,首次开始了住房改造。1993年,另一位中央领导视察后,首次提出“人畜分开”等基本标准,连续搞了7年的住房改造。从2003年至2008年的三房改造扶贫工程,累计改了8.5万户。从2009年开始,有14万多户列入了“三房改造”计划。

尽管这几次的标准都太低,但却是最受群众欢迎的民生工程。

经过多轮扶贫攻坚,加上本轮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战略和“易地扶贫搬迁”措施,凉山彝族群众已经同步跨上了脱贫奔康的快车。

根据记者这几年的实地调研,说“人畜共居”在大凉山区已基本绝迹,并不过分。完全可以相信,到2020年,彻底告别“人畜共居”绝对有把握。

凉山州甘洛县乌史大桥乡,正在建设家乡的当地群众奋力抬电线杆,向山顶的二坪村攀登。新华社记者 蒋作平 摄

“洗洗手”也叫革命?

传闻:“凉山老百姓有很多陋习”

实情:精准扶贫已精准到生活细节

没错,同大凉山高寒山区的“住房改造”一样,这也是一场革命。这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减贫运动,也是最精准的扶贫措施。

有了好的住房,才能具备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物质条件。

凉山地区地理位置特殊,南有金沙江,北有大渡河,从东到西是一条条高高的大山。山水阻隔,加上历代战乱、家支争斗、民族隔阂,大凉山就是这样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极端封闭社会。

1956年1月,老红军、副州长王海民在凉山州第一次劳动人民代表会议上,举铁锤砸锁链,象征凉山民主改革正式开始。

50余万奴隶(其中锅庄奴隶近6万人)得到解放,100%的翻身奴隶和80%以上的劳动人民拥有了土地、房屋、牛羊等生产生活资料,掌握了自己的命运。1958年3月,民主改革取得胜利,标志着凉山奴隶制社会的终结。

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夜翻身,昔日的农奴“当家做主”,并不代表社会文化的全面提升。

彝族学者巴且日火撰文指出:彝族人“一步跨千年”的结果是,还未能完全舍弃旧传统文化的行囊,行走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大道上难免有“踉跄”感。

彝族资深学者马尔子等撰文指出:“民改时彝族人口达100万,如此之多,但没有自己的集市贸易……无城无市(封闭)的生活在漫长的岁月中,引导彝人从贫困走向贫困……这就是历史上覆盖凉山彝族整体贫困的帽子。”

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扶贫,部分群众解决了低标准的“酸菜土豆”型温饱。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畜混居现象依然存在。省民委一位干部说:“老百姓有很多陋习,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不洗脸、不洗手。”

1997年,国家民委一位副主任实地察看后评价:“这是原始贫困。”

1989年,记者遍访大凉山,仍然是极端贫困。美姑县一位干部告诉记者:“目前已在寄宿制学校中推广三洗,即洗手、洗脸、洗脚。但都比较困难。”

而“不洗手、不洗脸”与其说是“落后习惯”,毋宁说是生活条件极端落后中慢慢形成的。

凉山州彝族学者罗洪兹格曾撰文指出:“饮用的水不是坑积水、就是到几里外去背的水。用水难、饮水难,迫使村民难以讲究个人、家庭、环境卫生,因此,贫困和疾病相依相伴。”

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本轮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中,凉山州把扶贫攻坚的部分内容形象化为“三建四改五洗”。“三建”即建庭院、建入户路、建沼气池;“四改”即改水、改厨、改厕、改圈;“五洗”即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州内有的单位还称这是“四改革命”“五洗运动”。

这一次是现代意义上的一步跨千年,真的是在拼命补千百年来欠下的课。凉山州把“五洗”作为“养成好习惯”的重要内容,说明“精准扶贫”已“精准”到细节上。

“辍学儿童”有那么多吗?

传闻:凉山“辍学儿童”很多

实情:已经没有因贫辍学现象

答案很简单:过去很多,现在已经没有了。

有人说,四川在凉山州实施“一村一幼”以来,凉山州农村幼教点的密度,已超过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实属创造了解决“上学难”的奇迹。

教育状况是反映一个区域文明、进步、开放状况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区域的未来是否充满希望的尺度。

彝族资深学者马尔子曾撰文回忆:“解放以后出生的凉山彝区儿童,最早接触且接触最多的汉人当属教师了,这些教师虽然不懂彝语,但从他们的温和的眼神、亲切的笑容中,孩子们分明感受到了他们并不像父辈所描述的那样,是穷凶极恶、专割小孩耳朵的坏蛋。相反,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并且似乎无所不知。”

有“人类文明工程师”称号的教师,在今天的大凉山,不仅传播知识,而且传播文明。不仅教孩子们洗手、洗脸、刷牙等卫生习惯,还传授爱党、爱国、守法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5岁的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李咏翰,到普格县中学报到,看到的是勃勃生机,“真的没想到,这里的硬件教学条件,一点不比内地城市中学差。”李咏翰说。

让他更没想到的是,通过信息技术,普格县中学师生与相隔500多公里外的名校——成都七中育才学校,实现了同步直播上课、教师同步备课办公。“借助‘智慧云’,名师搬到了彝区课堂,偏远、闭塞的民族地区孩子,也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李咏翰说。

四川把教育作为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凉山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7年底,3000余个幼教点遍布全州。凉山州在园(班)幼儿24.34万人,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83.35%;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达76.23万人,小学、初中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达99.54%、93.17%。

凉山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李涛说,不仅全校无因贫辍学现象,而且学生有明确的就业方向,能起到“一人读书就业,全家脱贫”的效果。

“短期扶贫靠产业,长期要靠教育。”布拖县副县长比布有打告诉记者。在2014年四川省两会上,他呼吁在凉山州全面免除3年幼儿保教费和3年普通高中学费、书本费,如今已成为现实。

“教育会改变70后、80后这代人的后代,使后辈人文化素质得到整体提升,他们会成为未来凉山发展的希望。”比布有打坚信。

“吸毒贩毒”还严重吗?

传闻:吸毒贩毒重灾区,艾滋高发区

实情:源头“治毒”成效突出

答案很肯定,过去不仅有,还曾经很厉害。但据记者眼见为实,现在已经得到有效遏制。

21岁的小伍(化名),家在昭觉县竹核乡的木渣洛村,是曾经的吸毒、贩毒重灾区,也一度是艾滋病高发的地区。

小伍从四川眉山市卫生职业学校毕业,目前一边在昭觉县城的一家诊所打工,一边为考取护士从业资格证书而努力。她说,选择学医跟她童年的记忆有很大关系。

上世纪90年代,正是竹核乡“毒情”最严重的时候。小伍的姑姑和父亲都染上了毒瘾。姑姑的身体越来越差,10年前就去世了。长大后才知道,夺走姑姑生命的正是艾滋病。

家人的离去带给这个家庭很大的触动,小伍的父亲痛下决心,戒除毒瘾。

就在他父亲暗下决心的同时,一场全民动员的禁毒斗争也在凉山打响。

今年50岁的王洪来自距木渣洛村20公里的城北乡古都村。他14岁那年,母亲去世,他打工,后做起皮毛、药材生意,成为村里“最会找钱”的人。

而此时的老家古都村,一些人染上了毒瘾,还有一些人在高额利益的诱惑下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

眼看着被海洛因荼毒的村庄越来越萧条,王洪眼里常常涌出泪水。

2005年,王洪思量着给吸毒的年轻人找条正道走。那一年,他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预备党员,两年后高票当选村支书。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搞一场民间“禁毒运动”。他召开了禁毒大会,召集村干部和有威望的老人,制定了村规民约。

他们组织人员晚上搞突击检查,发现吸毒、贩毒的马上向警方举报。他还请来“毕摩”,用古老的方式“治毒”。

凉山州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当前凉山正把禁毒工作,作为事关凉山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来抓,禁毒工作坚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推进重点整治地区“去标签行动”。

2017年,凉山对外流贩毒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派出了15支小分队赴全国重点地区协作整治清遣外流贩毒人员,协助破获毒品案件202起,打处犯罪嫌疑人277人。

如今,凉山州全面开展了禁毒“五大行动”:破案攻坚、外流贩毒整治、堵源截流、收戒转化、预教管控。

民间的禁毒工作也毫不松劲,目前像古都村这样的民间禁毒协会,已经覆盖昭觉县271个村,参加协会的家庭达到9.6万户15.2万人。

彝族著名学者张明评价说:“现在凉山彝区各级政府全力以赴解决这一致贫的病根,特别是利用彝族家支的自治功能对吸贩毒问题进行防治,并在村规民约中明确规定了家支的禁毒任务,做到家族内部人员无参与贩毒、种毒、制毒现象。这是从源头上治理,成效非常突出。”

凉山在小康路上会不会掉队?

答案很肯定,不会。不仅不会掉队,而且一定能够与全国人民一道,同步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最大的理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当地头领果基小叶丹欣然决定,在彝海子边打鸡吃血酒结拜兄弟。

“彝海结盟”后,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给万里长征增添了光彩的一笔,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的第一次体现和重大胜利。

解放后,特别是1956年的民主改革,终于废除了奴隶制。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彝族代表伍精华以《从奴隶社会向社会主义飞跃》为题作大会发言,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赞扬,赢得全场代表雷鸣般的掌声。

几十年来,凉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谱写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恢宏诗篇。

2014年,随着精准扶贫在全国全面启动,一场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在凉山大地展开。“开局就是决战,上阵就要冲锋”。在大凉山各地,每天都在发生着“千年巨变”。

喜德县阿吼村,年近八旬的阿说牛牛老人,在看到政府为她修的新房后,高兴得落泪。她拉着第一书记王小兵的手说:“如果阿妈还在,我一定要把满柜子的腊肉和大米送给她吃!告诉她现在过上了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王小兵告诉记者,这个高寒山区村已于2017年整村脱贫。这两年,20多位姑娘嫁进了这个山村。村民们摈弃陈规陋习,过上了“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四好新生活。

在凉山州,“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场景到处可见。全州9000多名帮扶干部、2497名第一书记、280名禁毒防艾和计生专职副书记扎根一线。

据凉山州政府副秘书长、州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王永贵介绍,2012年全州贫困人口达94万,约占全省贫困人数的13%。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来,国家、省级部门加大对大凉山彝区的投入力度,中央、省上财政投入比例每年增幅都在50%以上。

王永贵告诉记者,从2013年至2017年底,全州5年内完成了44万人的脱贫任务。仅仅两年多,“彝家新寨”就让10余万户村民搬入新居,易地扶贫搬迁人口也达到10.16万。

他充满信心地告诉记者:“干部用辛苦指数换来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从2018年起,未来3年,凉山州有信心完成11个国贫县的摘帽工作。”

从向深度贫困宣战到向陋习宣战,从住房革命、厨房革命到厕所革命,凉山州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精准脱贫的主战场。这些攻坚战,越往后越艰难、任务越艰巨。要获全胜,还有很多堡垒需要攻克。

全州贫困人口从2013年底的94.2万人减少至49.07万人,全州贫困村从2072个减少到1118个,其中深度贫困村从1350个减少到1002个。这意味着,下一步需要脱贫的高达49万多人,大多数居住在海拔更高、生产条件更差的高寒山区,脱贫奔康的难度更大。而后面的1118个贫困村,就有1002个是深度贫困村,也就是说几乎全部是深度贫困村,难度更大是不言不喻的。

既然是深度贫困村,作为扶贫的生命线——公路建设,就成为更硬的硬骨头。特别是大渡河、金沙江两岸的高山村,几乎大多属于媒体所称的“悬崖村”。修路难,修好路后保通保暢更难。据2017年6月的一份材料显示,在四川彝区还有9个乡、24个建制村不通公路,有101个乡镇、1981个建制村不通油路或水泥路。要限期完成,任务十分艰巨。

另外,当地政府也清醒地提出,要“看得见”的贫困与“看不见”的贫困一起抓,治愚治毒治病治超生“四治并举”。这些哪一项都不轻松。

首先,贫困程度差不多的山区群众,也就因为收入多几块钱,或多养一只鸡一只羊,没有评上贫困户,这就是“临界贫困户”,这部分群众在大凉山估计也有好几十万。他们没享受到一系列扶贫政策,但他们也必须同步奔小康,这也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需要继续解答好的“考题”。

还没有养成、还正在养成好习惯、好风气的群众,这属于精神贫困,也就是看不见的贫困,这既离不开贫困户自身物质条件基础,也离不开社会经济水平整体提升的大环境,也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在经历了最痛苦的自我革命之后,获得的必然是最伟大的重生。签下的“军令状”,基层干部信心满满,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一定能啃下,凉山彝族人民在小康路上绝不会掉队。(记者 蒋作平、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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