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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忆苦而思甜6：老祖宗都用什么窗户2、小说连载·重磅推介｜那座军营，那群士兵——重逢（16）3、贾樟柯：朝向铝合金门窗外的海洋
忆苦而思甜6：老祖宗都用什么窗户
坐标：辽北铁岭市昌图县前双井镇（宇宙的尽头、昌图的大海上）
住宅上小小的窗户，也映射着时代的变迁。
最初的住宅——屋里头白天晚上都黑，因为没有窗户
我上小学的时候，看书经常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居住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生活多么幸福啊。”这样的句子看得多了，就回家问母亲：“妈，为什么有窗户就幸福呢？”
后来长大了才弄明白，房子有明亮的大窗户真是件幸福的事。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在清朝末期“闯关东”到昌图前双井时，最开始住的房子是没窗户的！
我在上一篇头条文章《忆苦而思甜5：老祖宗都住什么房子》里面，讲述了本地住宅样式的变迁。清朝嘉庆年间本地解禁放垦前，这里是内蒙古科左后旗的牧场，蒙古族居民先期住蒙古包，后来定居住崩崩房（上一篇头条文章里有崩崩房的说明和图片，这里不再重复），无论是蒙古包还是崩崩房，都只有出入门没窗户。
解禁放垦后，涌入了大量闯关东的人口，他们在这里落脚后，先是住马架子，然后是住窝棚，而马架子和窝棚，也是只有出入门没窗户。要是现在能穿越回到二百年前，去住一下老祖宗的窝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屋里头太黑，因为没有窗户嘛。夏天还好一点，可以把屋门打开，让屋里亮堂一些。要是大冬天的，辽北天寒地冻，动不动就零下40℃，全家窝在窝棚里连门都不敢开，又没有窗户，那屋里确实是黑咕隆咚的。那个时候，“窗明”真的是一种奢望。
窝棚是没有窗户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住窝棚时，是白天、晚上屋里头都黑。
白天屋里头终于亮堂了——糊窗户纸、带窗闩的木格窗
清末，闯关东到前双井的居民站稳了脚跟，住房也有了改善，告别了窝棚，开始住土平房、土草房。土平房、土草房的南墙上，是有窗户的，至此，窗户登上了前双井的历史舞台。
清末辽北农村的窗户，都是方形的木格窗。在土坯墙上嵌有窗框，窗框上安装窗扇。窗扇用细木条分隔成一个个小窗格，窗格的形状各异，有长条形的，有正方形的，也有菱形的，还有多种形状混合的。简单一点的窗户，只有一个窗扇，大一点的窗户，分上、下两个窗扇。夏天时，在窗扇外面蒙上纱布，既能给室内采光、通风，也能防止蚊虫。一些穷苦家庭连衣服都缺，夏天窗户就只能露着窗格。入冬前，在窗格外面糊上窗户纸，窗户纸具有较好的透光性和韧性，起到采光、保暖的效果。
由于窗户纸不透明，所以屋里的人看不到外面的情况，窗外的人也看不见屋里的情况。影视剧中窗外的人想偷窥屋里的情况，经常用手指蘸上唾沫，然后在窗户纸上轻轻一点，就把纸给捅破了。听老辈人讲，清末民国时期的窗户纸，是用油浸透过的油纸，很有韧性，一般用唾沫是点不破的。只有窗户纸用的时间长了、风化了不结实了，才有用唾沫捅破的效果。
民宅的阴面和东、西山墙上，一般无窗，也有的在阴面开一个脸盆大小的小气窗，用于通风透气。
当时每个窗户还都配有实木的厚窗板，遇到大风雨或土匪时，在屋内用窗板堵住窗口，窗板后面再用窗闩别住，起到防御作用。
南墙上带窗户的土草房，窗户里面有窗板和窗闩，用来防风雨、防土匪。
从清末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双井地区的住宅窗户，都是这种冬天糊窗户纸、夏天蒙纱布的木格窗。
在屋里能看到外面的人了——木框上下横扇白玻璃窗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玻璃进入前双井普通群众家庭，窗玻璃淘汰了窗户纸，形成了第一代玻璃窗。由于玻璃是透明的，所以在屋里就能看见外面的情况，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当时玻璃窗的主流形式，是上下扇的木格玻璃窗，上扇可以用叉杆向外支起、或用挂钩向外拉起，下扇可以向上提拉。秋季时，把窗户纸裁成条，或者用布条，蘸上糨子糊住窗缝，防止窗缝漏风，用来给室内保温。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第一代玻璃窗。上扇可以向外支起，下扇可以向上提起。
此外，由于玻璃窗的防风、防雨效能大幅提升，再加上解放后社会秩序安定，原来的室内窗板、窗闩均失去了作用，也就消失不见了。
第三代窗户——木框左右立扇白玻璃窗
从20世纪70年代起，前双井地区房屋的窗户，开始弃用上下横扇的玻璃窗，改成了木框左右立扇玻璃窗。有的在窗扇的上方安装亮子。20世纪80年代末，冬季普遍不再糊窗缝，而是用整张塑料布从外面罩住窗户，边缘用高粱秸秆卷住，用小钉子钉在窗框上，从而保证整个窗扇不漏风。
20世纪80年代最常见的玻璃窗，立扇、左右对开、带亮子。
第四代窗户——铝合金彩色玻璃推拉窗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前双井的一些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富裕的农户，开始安装铝合金推拉窗，配套的玻璃颜色也十分鲜艳，出现过天蓝色玻璃、茶色玻璃、紫色玻璃、红名玻璃、绿色玻璃，打破了白玻璃一统天下局面。
20世纪90年代末建的楼房，使用了铝合金框蓝色玻璃推拉窗。
第五代窗户——塑钢窗、断桥铝合金框白玻璃窗
2010年后，前双井镇新建和翻建的民宅，普遍安装塑钢窗和断桥铝合金窗，样式多种多样，有推拉窗、平开窗、漂移窗等等。但窗玻璃已经不再追求艳丽的色彩，一般都使用白玻璃。
现在常见的断桥铝合金门窗
作者简介：80后，历史、文学、地图爱好者。生于吉林，长于辽宁，求学于黑龙江，读点书，写点字，画画图，走走路。年逾不惑，平凡生活，争取高质量地再活三十年，亲眼看看中国梦是什么样子。
小说连载·重磅推介｜那座军营，那群士兵——重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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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军营，那群士兵
文/杨西京 侯发山
16
重 逢
张嵩山收回心思，叹了口气，说：“当年指导员帮我不少，虽然嘴上不愿承认，心里边早就服了。”
曲高远说：“指导员转业后都经历了什么？连长，您知道吗？”
张嵩山摇摇头，说：“刚开始那两年还联系，后来都忙，联系就中断了。”
曲高远眼睛紧盯着前面的路，两手抱紧方向盘，说：“您不是加了指导员微信吗？看看他朋友圈里有什么线索没。”
曲高远这话提醒了张嵩山，他忙打开微信，进入杨伊洛的朋友圈逛起来。
“还真有。”张嵩山扒拉着微信看了半天，从字里行间的点点滴滴，终于明白了杨伊洛转业后的动向。
1991年，部队精简时，杨伊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要求转业回到了老家中原市。先在市委办政研室当主任，在县级武装部归属地方党委时，去该市武装部当政委。在他当政委期间，把城垛山烈士村作为国防教育基地，每年组织全市各乡武装部部长到那里参观、学习。利用自己的影响，帮助张文英大搞第三产业，成立了“复转军人合作社”和“转业军人教育基地”，安置了中原市国企下岗和生活困难转业军人二十多人。汶川大地震时，他们捐款18万元。2017年8月初，牵头成立了炮H团指挥连微信群。根据当年指挥连的花名册，联系当年的战友。退休后，担任张文英的九龙湾农业观光旅游项目顾问……
张嵩山一边看微信一边说：“奇怪，最近几个月，指导员的朋友圈怎么没有更新呢？连转发的文章都没有。”
曲高远接腔道：“可能忙吧。”
张嵩山说：“汶川大地震，我本想去救援，无奈身不由己啊。那一次，我捐款1万元，号召公安系统干部员工累计捐款20万。”
曲高远说：“那一次，我捐了8000元，媳妇捐了5000元，儿子捐了5000元。”
又转过一个山嘴，张嵩山惊呆了：日思夜想的营房不见了！让他有无数荣光的营房不见了！让他把一生中的黄金岁月都奉献出来的绿色军营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五排漂亮的楼房，红色的房顶、铝合金窗户在阳光下是那样的醒目，那样的耀眼。
曲高远也惊诧了！他把车停下来。两人下了车，注视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那个魂牵梦绕的地方，那个把他们最好的年华都留下的那个地方。
远远望去，刻在山崖上的那一排“视人民如父母，把驻地当故乡；视军队如长城，把军人当亲人”，像童谣一样的暖心语，依然闪着朝霞色。凝视着，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扫去了心中的失落。
张嵩山这才想起，他们原来的部队番号已经撤销，与某部队合二为一，都搬走了。当年的营房，军地协商后，归了当地政府。
曲高远给张嵩山使了个眼色，前方不远处停着一辆车，一个长发飘飘的中年人支个画板在画画。
曲高远又仔细瞅了瞅，悄悄对张嵩山说：“连长，是不是孙雅雅？”
张嵩山和曲高远对视一眼，不敢确定。
两个人又往前走了两步，只听那个长发中年人一边画一边吟诵：“她是我心中的恒星，我是她忠勇的卫星。爱有爱的轨道啊，我永远环绕她飞行……”
张嵩山和曲高远几乎是同时叫道：“孙雅雅！”
那个中年人正是孙雅雅。听到喊叫，吓了他一跳。他回过身来，看到张嵩山空着的一只袖管，又惊又喜地说：“是连长吗？您的事迹我从电视上看到了。”
曲高远说：“是张连长，我是曲高远！”
孙雅雅丢下画板，跑了过来：“连长，排长，想不到三十年后咱们又见面了。若不是你们叫我，都不敢相认了。”
张嵩山端详着孙雅雅，说：“面相改变不少，但基本轮廓没变，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曲高远说：“是啊，猛一看还认不出，若是说出名字，就能对上号。”
孙雅雅激动地说：“连长，排长，这些年，我走了不少地方，今天才发现，最美的风景在这里！”
这时候，张嵩山的手机响了，是牛飞鸣打来的：
“连长，你们别站在山顶看风景了，赶紧下山吧，指导员他们都来了。”
原来人家都看到了！张嵩山、曲高远和孙雅雅都大笑起来。孙雅雅说：“我们站在山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山下看我们。”
之后，两辆车一前一后向山下驶去。
走到村口，有一个高大的门楼，雕梁画栋，很是气派，门楼中间有闪着金光的“鱼水新村”四个大字。门楼下边站着一群人，他们都是老战友，也有村里的村民。显然，他们是欢迎张嵩山一行的。
牛飞鸣西装革履，打着鲜红的领带，不像个村民，倒像个大老板。没等他说话，一个村民说：“牛支书带领我们村走上了小康，搬出了窑洞，住进了新区。现在俺们烈士村，不，鱼水新村，已经成为全省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
想不到，真想不到！张嵩山感慨万千，鸡叨食儿似的点着头。
杨伊洛补充道：“牛飞鸣复员后，跟爷爷种牡丹、卖牡丹，成了养花专业户，后与张文英合作，有了规模，就成立个建筑公司，手下的人除了村里的劳动力，其余的都是咱那批退伍军人……我私下调查过，咱那批军人中没有一个上访过。”
“功劳都应该算是牛飞鸣的，不，牛书记的。”张嵩山由衷地说。若说之前心里跟牛飞鸣还有隔阂，一见面都云消雾散了。
孙雅雅刚要自我介绍，杨伊洛说：“孙雅雅现在是著名画家，曾用润笔费赞助二十名山区儿童上学。”
张嵩山自叹弗如，心说指导员就是指导员，每个复员军人的情况还掌握得这么清楚。难道自己收到那笔捐款是孙雅雅的？不像是啊，当年自己办过他的难堪。我没忘，当事人更不会忘。
这时，走出来一个中年妇女，落落大方地走到张嵩山跟前：“连长，您还记得我吗？”
“这个，这个……”张嵩山瞅了忙半天愣是没认出来。
牛飞鸣噗嗤乐了，说：“连长，这位就是墨春秀，俺老婆。”
“什么什么？”张嵩山一时没反应过来。现场的其他人都轰地声笑了。
墨春秀开玩笑似的对张嵩山说：“连长，俺家老牛当年可没违纪，是他转业后，我追到了他家乡。”
通过墨春秀进一步的介绍，张嵩山这才知道，墨春秀当年找了几个对象，人家都不愿意，不是她人不好，是她有个条件，出嫁要带着寡母。牛飞鸣转业后，墨春秀追到牡丹城。牛飞鸣深受感动，同意娶他，愿意接受她的老娘。五年前，老娘年纪大了，叶落归根，想回到老家去。牛飞鸣不忍让老人伤心，加之爷爷已故，这才有了“入赘”烈士村的后话。
曲高远说：“飞鸣，孩子也不小了吧？”
牛飞鸣自豪地说：“当兵去了。”
在场的人都啧啧称赞。
牛飞鸣把大家都让到了村委会议室。会议室装修得很亮丽，一个大圆桌，周边摆着真皮椅子，桌子中间摆放着一大束怒放的鲜花。看来牛飞鸣早有准备，备有水果和茶水。忽然，张嵩山看到一面墙上刻着一行大字——“有灵魂 有本事 有血性 有品德”。这就是军人！不论什么时候，都有一种军人的血性；不论什么时候，都有一种军人的品质；不论到什么地方，都有一种军人的情怀。张嵩山心里叹道。
闲谈了一会儿，张嵩山说出了自己的疑惑：“我出事后，收到一笔三十万的捐款……”
墨春秀恍然大悟，上前拧住牛飞鸣的耳朵：“原来咱家那张三十万的存折你用到这里了，你为啥不说呢，俺墨家啥时候小气过？”
“疼，疼……”牛飞鸣歪着身子，咧着嘴，一副痛苦的样子。
大伙儿都被牛飞鸣夸张的表情逗笑了。
这时候，墨春秀变魔术似的从提包里拿出一件白色的T恤，前后都印着红字，前面是“视人民如父母，把驻地当故乡”，后面是“视军队如长城，把军人当亲人”。
牛飞鸣眨巴着眼睛，他也给搞糊涂了。
墨春秀说：“营房1958年扎在俺村，去年军队改革部队撤走，快六十年了。几十年来，烈士村和一茬茬兵正像这T恤上写的一样，鱼水难分，亲如一家。今天到场的，走的时候每人带一件，算是‘鱼水新村’父老乡亲的一点小小心意……”说到这里，墨春秀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张嵩山带头，鼓掌叫好。
牛飞鸣上前给墨春秀擦眼泪，说：“不对啊，这事你咋没给我说？”
墨春秀破涕为笑，说：“你不是说过，大事才给你商量，小事我自己就可以做主。这点事算大事吗？”
“小事，小事。”牛飞鸣忙不迭地回答。
大伙儿又被逗乐了。一时间，会议室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牛飞鸣敛了笑容，一脸郑重地说：“连长，指导员，当年丢失的单机……”
张嵩山截断牛飞鸣的话：“打住，打住！”
杨伊洛欣慰地点点头，对牛飞鸣说：“说些高兴的事吧。”
牛飞鸣不自然地笑了笑，脸色恢复到了正常，说：“连长，改建新村时，为了留一下一点念想，保留了那个点名台，您今天就再点一次名吧。”
张嵩山惊喜地点了点头。
于是，他们来到当年的“点名台”前。张嵩山整了整衣冠，缓缓走上了“点名台”。看着排列整齐的方阵，望着一头头白发，一张张沧桑的脸庞，张嵩山心里几多激动，几多感慨，眼前幻化出了一张张英俊的面孔，一个个鲜艳的、火红的领章、帽徽，仿佛回到了三十五年前……“连长好！”一声震天响的呼喊把张嵩山拉回到现实中，“唰”，两行泪珠从眼帘飞驰而下。此刻，这一声亲切的、久违的呼喊，蕴含着当年那血浓于水的连队亲情。这就是连队，军人一生一世都难以忘却的灵魂的故乡、青春的故乡。一个锅里抡勺子的生活，一个院子里共迎日月的岁月，是生命和生命的融洽，灵魂与灵魂的沟通，青春和青春的碰撞。纵然在这里哭过、吵过，甚至骂过，然而，在岁月的回忆里，都是人生最珍贵的欢声笑语。虽然部队解散了，他们的豪气未散，心未散……张嵩山清了清嗓子，着力一展当年的豪气，开始点名：“孙雅雅。”
话一出口，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年近七十的老连长除了身体略显佝偻外，声音还是那样洪亮，还是那样有力，丝毫不减当年。
张嵩山又叫了一声：“孙雅雅。”
“到！”
“曲高远。”
“到！”
“牛飞鸣。”
“到！”
……
“张文英！”这是张嵩山点的最后一个人。
现场一下子沉寂了。
“张文英！”张嵩山提高了声音。
当年那一次点名，缺他；今天，又缺他！现场一阵沉默。
这时，杨伊洛站了出来，阴着脸对大家说：“乡亲们，战友们，去年夏天，几个小孩来到九龙湾游玩，当时天热，他们就跳进黄河洗澡。黄河下边暗流很多，卷走了一个小孩。当时，张文英正在岸边种菜，听到呼救，没有半点犹豫，一下子跳进了黄河，把孩子推到岸边，但他却没出来。”
啊！张嵩山傻了。
杨伊洛走到张嵩山身边，解释道：“我怕大家一路上开车分心，在微信上没有说明。”
张嵩山点点头，眼角又一次飞出泪花。
这时，站起来一个孩子。他说：“我是兵兵，张叔叔就是为救我牺牲的。”
张嵩山走上前，紧紧抱住了兵兵。
杨伊洛说：“我看了张文英生前的日记，知道他有百年后把骨灰的一半埋在城垛山的愿望……可惜他出事后，尸体一直没有打捞上来。今天就带来了他的一双鞋子，等会儿我们上山，做个衣冠冢吧，好了却他一辈子的军人情结。”
张嵩山看到那双鞋子是手工做的布鞋，似乎还没有上过脚。是张文英的老娘做的？可是，听说他的娘早早就去世了啊。
墨春秀上前一步，看着那双鞋，迟疑了一下，缓缓说道：“这是当年俺娘给他做的。”
张嵩山记得，当年这个村的妇女给部队的战友每人做了一双鞋，他的，也没有舍得穿，一直摆放在他的办公室桌，直到退休他才收拾回家，锁进箱子里。
没有人提议，也没有人说话，大家带着兵兵，带着张文英的那双鞋，朝城垛山走去。同行的人，除了张嵩山的战友，还有“鱼水新村”的全体村民。
不知道是谁先带的头，唱起了那首《城垛谣》：
叔伯们啊，你们在哪头儿？
嗨，俺们在嘉峪关这头。
兄弟们啊，你们在哪头儿？
嗨，俺们在山海关这头。
你挽着我的胳膊，
我拽紧你的手。
这万万块秦砖吆，
是咱一代代的骨头连骨头！
你抵着我的肩，
我顶住你的头。
这万里城墙吆，
是咱一代代的血肉筑就！
拦胡马，挡匈奴，
夷狄难近咱家门口。
丢了头，抛血肉，
长城护家八千秋。
您的娃，
俺的妞，
记住叔叔伯伯骨连骨，
记住哥哥弟弟血连肉。
俺们在关外头，
您们在关里头。
十三雄关忠魂守，
家园万代无边忧……
开始时是一个人唱，后来，大家都跟着唱起来。这歌，似云，在每个人心中漂浮着；似雨，在每个人眼帘中飞落着……
在城垛山上，选坟茔的时候，张嵩山选了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他说：“得让张文英瞧得见咱的老营盘。”
从未落过泪的杨伊洛，此刻泪水伴着话语：“兄弟们，我和老张明年就七十了，你们也都奔六十了，就让文英兄弟代表咱们，永远看护着老营房，永远呵护着城垛山吧。”
新坟隆起，全体默哀，天空阴雨四合，飘起了小雨，淅淅沥沥，无声无息。大家垂着头，都不说话，脸上稀里哗啦的，也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忽然，孙雅雅走出队列，朝着山下，朗诵起来。声音低沉，沙哑，是那么地豪气，又是那么地悲壮：
“她，是我心中的恒星，
我，是她忠勇的卫星。
爱有爱的轨道啊，
我，永远环绕她飞行。
她，
我心中挚爱的祖国。
我，
绿色军营中的普通一兵。
白天，
我是您依靠的山峦；
夜晚，
我是您休憩的港湾。
穿上军装，
我是您版图边那道万里长城；
脱下军装，
我是长城上那一排排恒久的垛影！
站着，
我是您咚咚敲响的那面战鼓；
倒下，
我是您脚下那捧呵护着城墙的泥土……
啊，祖国是军人心中的恒星，
军人，是祖国忠勇的卫星；
军人自有军人的人生轨道，
永远环绕祖国飞行……”
忽然，城垛山上空炸响了一声春雷，“轰隆隆”，那么干脆，那么响亮，划破长空，滚过天际。
常言说，春雨贵似油。常言又说，三月雷，麦谷堆。无疑，今年又是一个好年景。
雨，哗啦啦，大起来。这雨，似笑，似哭，似唱，似说；这雨，似伤心，似高兴，似感慨，似激动；这雨，似乎在为孙雅雅鼓掌叫好，似乎在为九泉之下的张文英哭泣，似乎在向坟茔前的人嘱托着什么，似乎在为城垛山歌唱，似乎在为磨剑河伴奏，似乎在为 “鱼水新村”欢呼……
（本文原发《奔流》2018年第9期和10期，曾获第二届奔流文学奖，作者自荐，刊发时有改动。大结局）
【作者简介】
杨西京，曾用名杨西景。1951年生。从军十九载，地方工作十六年，直至退休，一直热爱写作，先后在省市以上媒体发表新闻，公文，文学作品五百多篇（部）。
侯发山，河南省小小说学会秘书长，郑州商学院客座教授，巩义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著有小说集23部。有7部作品被搬上荧屏。部分作品被译介到海外。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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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号 文艺在线
贾樟柯：朝向铝合金门窗外的海洋
多雨的北京秋日，贾樟柯坐在美术馆后街的一处文化创意园区里，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是他母亲，他说汾阳话。这让我想起在山西汾阳贾家庄的情景，周围是不冒烟的烟囱和不再生产的红砖墙面厂房，还有汾阳话营造的“街道生活”。方言和相似之物复制了遥远的“附近”。
“其实每个电影作者的风格跟味道转化成语言就是你的‘口音’，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电影中有没有你的口音？”这是贾樟柯的提问。多年前，他想走电影之路的源头是因为看了《黄土地》，这是一部有口音的电影。在那之前，普通话几乎统一了中国电影。那是一个寻根的时代，也是先锋的时代，“寻根”仿佛是返回土地，“先锋”则像是面朝海洋。贾樟柯的新片不止于此，时间向两端延长，原本是《一个村庄里的文学》，到最后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影片的拍摄地点从陕西到了山西，再从河南到了浙江，土地朝向了海洋。
“电影里说方言了，才有了个人化的表达。”《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口音，从说方言的贾家庄人和贾平凹，过渡到带浙江口音的余华和带河南口音的梁鸿，然后落在讲标准普通话的梁鸿儿子身上。口音从电影上的统一，散播到现实的差异，最后在现实中又逐渐失去了丰富性。
余华部分的拍摄场景，贾樟柯没有选择小桥流水人家，而是选择了铝合金门窗。他在汾阳和海盐之间寻找着相似性和日常性。同时，他又在农民的粗粝生活中，激发诗性。他和同事们摘抄了很多诗句，让村民们去挑选有感应的句子，喜欢哪一句就读哪一句，比如“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我不觉得文学是高高在上的，文学可以是每个人的。”贾樟柯说。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余华
在浙江海盐，影片拍摄的尾段，贾樟柯的团队本想上午去拍海边，但发现海面发黄发白，并不好看。他们等到天黑，水起来了，浪起来了，海水的颜色都变了。摄影师手持镜头跟着余华在海边走，贾樟柯在摄影机旁跟他聊天，余华讲了那个“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故事。贾樟柯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这就是电影的名字。
这是全片拍摄的最后一个镜头，也变成了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镜头朝向海洋，似乎没有止境，明暗莫辨的电影和现实深处，不确定，也因此蕴含未知和可能。
作家与乡村
人物周刊：在中国的大银幕上，很少集中地看到这么多作家，为什么想到拍他们？
贾樟柯：我们在拍摄之前，基本上确定了是从马烽讲起，然后是贾平凹、余华、梁鸿，这样一个结构。最终确定拍摄的时间确实跟吕梁文学季有关，因为在一个村庄里，突然来了四十多个作家，他们会谈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就决定从那个时候开始拍。不管是贾平凹老师也好，梁鸿老师也好，他们成为作家之前就是农民，然后都是通过考大学变成了城市里的人。他们的写作一直也都围绕着乡村经验在进行。余华是小城市的，我也是小城市的，我知道小城市跟农村是很紧密的，有这样一种关联。
再一个跟年龄有关。贾老师是50年代生人，余华老师是60年代的，梁鸿老师是70年代的，他们形成了一种群像的接力关系，可以接力讲述这个故事。我们讲述一段生活，无非通过两种人：一种是当事人，还有一种是观察者。他们的身份本身既是当事人又是观察者，我就觉得为什么不用他们来讲述？包括他们的语言色彩和概括能力，对于细节的把控都是超强的。作家天生就是说书人，他们就是传递人类情报和消息的人，他们比一般民众更敏感，我觉得这是最让人胜任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贾平凹
人物周刊：电影拍到70后作家为止，更年轻的作家，比如80后作家，为什么没有考虑拍进来？
贾樟柯：70后和80后作家基本是城市的一代了。我们的主题是乡村经验。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跟乡土有密切的关联，但确实是在转变。看看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的经验也能看到乡土的影子，但毕竟是建立在城市空间里面的。
人物周刊：电影里看到了变化的汾阳。你说过，汾阳身处城市和农村之间，连接着两者，汾阳现在是更接近于城市了么？
贾樟柯：从空间或生活方法上，汾阳确实城市化得厉害。随着时代的变化，一直都有变化。我觉得有一个不变的，是它的人际结构相对还是稳定的，比如说家庭生活。家庭生活相较于大城市，保留了传统的一些人际关系。即使你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年也会奔波于各种亲戚家的满月酒、婚礼、葬礼。他们拥有大城市没有的另外一种人际结构。这个人际结构不因为人的移动而改变，因为人也会移动回来。大部分的家族聚会都不是发生在大城市，都是发生在故乡。从这个角度来说，变化其实也不大。我自己在北京几乎没有亲戚，我是没有这种生活的。小城市还是保留了这种人脉关系，血亲在那儿。
方言与口音
人物周刊：中国以前的电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说方言的，大家跟世俗生活仿佛是脱离开的，都说标准的普通话。你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你的电影里边的人，基本上该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贾樟柯：对，过去的电影普通话时代造成一个问题，大家基本上都是在用第二语言来表演。我自己很喜欢用方言，跟我的思维模式有关。我自己在写作剧本的时候，涉及传达信息和情感表达，我就是山西人的思维，用的词语都是山西话，我很难用普通话的思维来想一个电影。比如说，表达爱情可能就是“我爱你”，多尴尬的一个事情是吧？山西话就有很多技巧，很多独特性。广东的思维模式可能就是粤语的方式，大家是不一样的。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作家梁鸿
人物周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梁鸿老师的儿子不太会说方言了，她一句句教他，你是不是对方言和口音特别敏感，所以拍了下来？
贾樟柯：梁鸿和她儿子在那聊天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预判，我觉得可能父母都是很正宗的河南人，在家里面，夫妻应该也都是说河南话，但有可能小孩不会说。我怀着这种好奇去发问，果然是这样子的。
方言的问题挺复杂。我发现不会说方言，大多在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好像还可以。广东人和上海人说方言，很骄傲的，所以他们能比较好地保护。欠发达地区有文化信心的问题。特别是上学读书以后，基本上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融入到普通话的行列里。
人物周刊：在汾阳存在这样的问题么？
贾樟柯：我在汾阳就经历过挫折。我拍一个电影，去勘景，问路正好问到放学的中学生。我说非常标准的汾阳话，小朋友回答我时用普通话，我就觉得自己像是说汾阳话的异乡人。在电影界，方言被认为会影响票房，因为很多观众确实还不是太习惯看字幕，还是要直接能听懂。过去，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认为方言是妨碍市场的。你听我们汾阳话，那就跟听外语差不多。
人物周刊：电影在走向世界的时候，故土的独特感受和国际化之间，艺术上的考量会有一个变化么？
贾樟柯：这应该没有太大影响。回到作者论，认为一部电影，应该带有导演自身的基因、血脉、优点、缺点、口音。我跟白睿文有本书就叫《电影的口音》。如果你秉承的是一个作者论的创作方法，不是一种类型创作，这些事情就想得不多了，我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包括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一些非常中国化的东西，国际观众是不是能欣赏？这个问题我觉得不会困扰。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电影语言，高度的电影语言自身就是国际化的。局部的不理解一定比比皆是，但是电影还有结构，还有影像，这些是更容易被更多人理解的东西。
土地与海洋
人物周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部影片的名字，从黄色的土地，到蓝色的海洋，从陕西到山西，从河南到浙江，最后出海了。
贾樟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最初的名字叫《一个村庄的文学》，后来改了名，是在余华老师讲完他的故事之后。这个意象对我来说，意味着开放。海洋是一个现代化的符号。你看时代里的作家其实有内在的眼睛，有进化，一代一代地进化。
比如马烽先生，经历了社会改造和集体化，向土地要粮食，他是这种大的社会运动中的作者，承担了很多社会功能。到了贾平凹老师，就逐渐个人化了，到了余华，完全就个人化了，到了梁鸿老师，就私人化了。这里面有一步一步地变化。我们一直都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人在现代化。
贾樟柯与梁鸿对谈
这个电影已经拍出来有两年时间，我拍的时候还没有疫情，但是世界确实已经在重组之中。那时候主要是科技、互联网带给人们的不确定性和生活的颠覆。接下来加上疫情，又带来了国际政治的巨变，整个世界变得如此的不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再看这个电影，有两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个是回头看，往往我们需要回头看，是因为此时的不确定，我们要看一下来时路。还有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不确定里头，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我们具体的路径都不知道，世界的演化也不知道，病毒会不会离开也不知道，全球化是不是还会恢复，还会变成过去的那样一个多元的世界，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应该去坚信的，就是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相信的，或者我期待的东西，或许是很多人都期待的东西。它没那么容易，没那么顺利，所以要四代人在这里面接力。
疫情与重组
人物周刊：这两年的疫情，带给你怎样的思考？
贾樟柯：我觉得一方面，疫情很直接地带来了一种全球化趋势的衰落，这个衰落本身还是很剧烈的。你拿文化来说，疫情之前，你看北京有多少演出，有多少外国的剧团、展览、人际交往。文化交流曾经这么密集，但现在很少了。
另外一方面，疫情给互联网生活方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上网课，已经习惯了网上开会，已经习惯了远程的工作。它的不确定性是，世界重启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生活下去？这种疫情的封闭性跟互联网趁虚而入带来的颠覆性的生活方法，确实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包括我自己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改变。
人物周刊：对你的具体影响是？
贾樟柯：拿电影来说，电影天生是一门全球化的艺术。最初电影有个外号叫“铁盒里的大师”，因为它是超语言的，电影在默片时代不需要语言，所以它能横行世界，带来了借由电影的全球化交流沟通的趋势。但是，它也因为疫情中断了。未来我们都在互联网看电影？是不是主流的观看方式会逐渐变成这样？重启之后，很多事情是回到过去？还是有变革？我觉得它确实是处在一个不确定里面。包括我本人的精神跟思想，其实也在一个重组的阶段。我两年没有拍电影，我觉得不应该着急去拍，因为思想不稳定，今天的自己跟明天的自己出入很大。
人物周刊：出入有多大？
贾樟柯：就拿我们电影的播放媒介形式来说，今天我可能觉得电影是唯一的媒介，最符合电影特点的媒介，就是影院放映，就是大银幕放映。因为聚众是很重要的，集体观看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放大是很重要的。几十米宽的银幕把一张脸投射下来，我们回到电影最初发明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存在一种影像可以这样。你第一次看一个特写镜头肯定是吓一跳的，有这种感受。但第二天我就觉得这可能不重要了，电影已经一百多年了，iPad看也可以。我也会有这种反反复复，我也不确定。
有时候也会问自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不是要坚持大银幕先放映，再流媒体放映？所以，我们拖了两年。如果流媒体放映，早就放了。两年里面，一会儿电影院开，一会儿不开，给很多电影造成困扰。我在思考我这样一个行为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一个保守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保守或开放的人，我觉得我肯定是个开放的人。但是通过这么一个小的例子，我就觉得我可能已经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还是说我这个保守是对的，我应该去坚持？
人物周刊：如果失去某种聚众观看的形式感，电影还是电影吗？
贾樟柯：这也是一个想不明白的事情。因为人类有很多仪式都失落了。过去我们有很多仪式，很多祭祀，我们肯定在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最重要的，拜天拜地，这些东西。但是消失也就消失了。生活、科技、人类在演进。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些唱挽歌的人？我想这个就好像京剧一样。在京剧最活跃的晚清和民国时代，当它衰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一个想法？可能跟今天的电影一样，大势你无法阻挡，这时候就考验个人，你是顺势而为，还是坚持自己的“原教旨”？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剧照
退出与继续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要退出平遥电影节？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发展的？
贾樟柯：当时想不做了，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自己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希望做太多年，因为我的主体工作是一个创作者，我是写剧本和拍电影的。办电影节是一个服务业，服务影迷的一个工作。它很重要，但我是不是要用很长时间来承担这个角色？在第一届开幕的时候，我就跟同事说，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策展人。因为我们国家电影策展是一个空白，我们请了国际的团队，我们希望自家人能成长起来。我从创办之初，就在想怎么脱身。
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招商、选片都广受好评，那时候就萌生退意。但是这之后你发现你暂时还退不了。确实，平遥电影节借由我的资源比较多。我以为可以脱手，但是好像一下子不干了就有很多问题。那就继续再做几年。下面又继续再走一段路。
去年就是真的不想干了，我觉得我该拍电影去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团队很成熟了，他们可以做。团队很好，商业反应、市场反应很好，但是转化确实需要一个桥梁。我一直担任桥梁作用，好像我走了就把梯子给抽走了，两边接不上了。
平遥电影展非常正常，10月12号第5届就举办了，目前为止，筹备都很顺利，选片质量也很高。文学季我们的编制和人员还在，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应该今年不会办了，希望明年能继续。
人物周刊：又是电影节又是文学季，到这个年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精力和热情去做这么多事情？
贾樟柯：其实电影节跟文学季，我都是想带一带，然后可以良性地往前走。因为我喜欢这些事情，这些活动它能给行业、年轻人，还有观众、读者带来一些收获。过几年成熟了，我就离开了。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情。
比如说文学季也好，电影节也好，确实是因为这都是新兴的业态。我觉得我确实是个专家，我没办过电影节，但是我一年四季在参加电影节。我觉得这方面没人才，我自己还了解一些，那我自己办呗。很多年轻孩子现在学策展，这些人成长起来，他有他们的能力、脉络之后，不需要我们导演去办电影节，人家策展人去办电影节，何必你一个导演去做呢？实际上导演办电影节的很少，几乎没有。
我们第一届影展，主要的会议是在介绍什么是电影节？电影节是由什么构成的？它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人类会创造出这么一个电影展？就是从这个开始讲起。这是集我二十多年参加电影节之观察，心血放在这上边，就是天天上课。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太原中秋特别放映现场合影
人物周刊：你参加了这么多电影节，觉得好和不好的地方有哪些？
贾樟柯：比如说等级制度。国外的电影节等级森严，我很讨厌这个东西，我希望我们平遥电影节就是一个平等的电影节。我们平遥电影节来的人，都可以济济一堂，就没有那些等级。一个大导演跟一个普通观众，他们之间的距离很短很短的。国际电影节，你去试试？
人物周刊：等级森严到什么程度？
贾樟柯：所有的细节。从你出门机票的舱位，到你下榻酒店的待遇，到你的权限。我记得带同事去国外电影节，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要反对的。还有比如说，有一些电影节，它有很好的口号，但是没有很好地落实。我们也会讨论，电影节是不是要用一种煽动“革命”的方法来办？你把他们煽动起来，你又没有服务，你又没有组织，对年轻人成长是好还是不好？电影节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公共平台，它是信息交互，它的信息可以多元，但是在考虑和你电影节所倡导的、和电影的总体策展的观察之间的矛盾在哪里，统一在哪里，都是很细微的东西。
当然也看到很多国外电影节的优点。比如说媒体系统。办得好的电影节一定是媒体系统最发达的。因为电影节展不单是一种展映聚会，不单是行业，它更主要是通过媒体要把文化成果、观念、观点，介绍给更多的人。
为什么大家都想去戛纳电影节？因为它的媒体系统。我们的一部电影去法国戛纳一放，印度马上就知道这个电影，然后尼泊尔也知道了，甚至不丹都在买这个电影，这就是媒体的系统在发生作用。
另外一方面是评论体系。比如戛纳电影节一放，全球重要的媒体评论很重要。英国《卫报》怎么评论？《纽约时报》怎么评论？借由这些获得来自全球的评价，然后带给电影全球的普惠，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很多电影节都是国际电影节，但是我们的电影是传播不出去的，国际不知道这些电影。那么人家为什么就可以一个首映马上享誉世界？是它的媒体在发生作用。
比如我们好几届电影节，法国《解放报》都给了五六个版，整版整版的。后来我们有一年就做了一个“平遥电影展在巴黎”，我们带了6部影片去，去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影片在法国产业界已经有一些知名度了，短短几天的时间，这些影片全部卖出法国版权，我觉得这就是成果，走出去就是这么走出去的，不是自己带着片子放一场就走出去。
现代与转型
人物周刊：我觉得包括电影在内，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游向蓝色”的那种状态。
贾樟柯：就是开放的、多元的、国际化的、现代化的理想社会。
余华
人物周刊：余华的那一部分，他更多是在一个小吃店里讲述，这跟许多人头脑中某种模式化的“江南”不太一样，当时为何选择这样的拍摄地点？
贾樟柯：其实我们对每个地方的空间是有预设的。一想到江南，我们就会想到河流、庭院、亭子。我去了海盐之后，觉得跟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它保留了一些古代的东西。海盐有一个公园，就跟苏州园林那样美。
但是我更加发现，海盐跟汾阳差不多，我想我还是拍这个差不多的吧。因为大多数人不去那个公园，它已经是一个遗留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日常。余华的小说都在讲我们的日常，市井生活和世俗社会，那干嘛放到一个那种非常风格化的古典园林里面去拍摄呢？我就选择了那种没有差异化的空间。这些地方并不是说它的风景怎么样，而是说这些地方它有人的风景，它最大的风景是人。
比如卷闸门，90年代以后横行中国，大江南北都一样，你也理解这种趋同化的东西是怎么产生的。铝合金门窗，这种空间构造上的趋同化，不妨碍他（余华）在他小说的空间上，有他独特的组织。每个人的美学选择都不太一样。
如果我去拍海洋，我也能拍出一个江南的海洋，它也存在，只是那一部分可能是我不太在意的，或者说我不太强调它。我更强调的还是日常化。我们每天是在园林的假山假水里面生活，还是在铝合金门窗里面生活？我们肯定主要在铝合金门窗里面溜达。
人物周刊：我走在汾阳街头的时候，也发现那里跟全国其他地方像是一样的。
贾樟柯：没了，已经没了。比较大的变化就90年代。我们拍《小武》那年，正在拆。拍完之后，就统一地变成新楼，楼都是6层楼，底下是店铺，上面是居民，都变了。过去那些老房子大都已经消失了。许多地方都一样，只是走进巷子里才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人物周刊：汾阳让我印象深刻的有教堂那个钟楼，还有汾阳中学，有很强的历史感。
贾樟柯：汾阳县城是明代的县城，但汾阳是秦代就设县了，它很古老。汾阳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跟几个元素有关。其中一个是汾阳中学，是教会中学，跟教会有关。一个是汾阳医院。中学和医院给这个县城带来新的教育、新的科技、新的医疗，对汾阳的文化重新塑造还是很重要的。
在汾阳，大多数汾阳人都会跟你娓娓道来汾阳中学的历史。每一任校长是谁。我们第一任校长恒慕义是汉学家，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国会图书馆的亚洲部。我上高中的时候，美国大使（恒安石）经常来，因为他出生在汾阳，我们的教务处就是他家，他每次来都带一些电影，带个放映机，带些礼物。
人物周刊：这些对你是不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贾樟柯：有。这些事情让我觉得世界不远。
人物周刊：当初你说想走电影这条路，是因为看了电影《黄土地》？
贾樟柯：我高考没考上大学，我父亲很希望我读大学，但我数学特别差，那时候艺考生不考数学。艺考里面，什么音乐、唱歌、拉乐器，我都干不了。美术可以现学一学，所以我就去学美术，准备用艺考的方法念个大学，满足我父亲的需求。我觉得不是我的需求，我不想读书了那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了《黄土地》，喜欢上电影。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让你重新思考你生活的地方？
贾樟柯：往往我们喜欢一个艺术作品，是经过两重过程：一个是熟悉，对这个生活有共鸣；再一个，很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的陌生化，陌生化代表着新的角度跟新的发现。好像《黄土地》，一定提供了我对于这个土地从来没有过的理解，所以我才喜欢上了。
人物周刊：在看《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时候，我在想，作家什么时候出现？因为一开始是从吃饭开始拍，拍的是普通老百姓，这是什么想法？
贾樟柯：这四个人（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他们是从哪来的？他们笔下的人物是些什么人？是我电影开头交代的。因为这四个人毕竟是四个个案，但是他属于哪个群体？他们面临的共同的历史跟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从这样的起点来谈起。这个结构实际上延续了《江湖儿女》的结构，《江湖儿女》开场是一辆公共汽车，很多人，逐渐聚焦到女主角身上，然后展开这个故事。当然《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它有更多的面孔，更长的篇幅在讲这些事情。
人物周刊：接下来有最新的拍片计划吗？
贾樟柯：有。有好几个新剧本，但是不会仓促拍。因为我觉得我不太稳定，对人，对事，对这个世界也不确定。一部电影的拍摄，需要相对稳定的一个哲学价值观，我想等一等。拍了二十多年电影，才会遇上这样一个特殊的不确定阶段，不着急表达。得去想一想，随时可以拍。
人物周刊：《在清朝》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好像每次采访都会问起。
贾樟柯：拍摄计划基本上完善了，我们所有的兵器都打好了。
人物周刊：这是在拍中国一百多年前的转型？
贾樟柯：对，最初的现代化。
人物周刊：你的所有电影，总的主题都是转型？
贾樟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百多年，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变革里面。
卫毅 实习记者 方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