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an 2021年10月26日星期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戴维·比斯利在CNN《连接世界》节目上表示，马斯克和贝佐斯等超级富豪可以用他们净资产的一小部分来帮助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饥饿问题。“60亿美元将帮助4200万人，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他们就会死去。这并不复杂。”
而这60亿，仅仅是一名超级富豪资产的2%。这不是一场粮食危机的延续，这只是分配不公平造成的一个小小的反弹。10%的人还处于饥饿之中的时刻，他们中超过一半的人缺少最起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更是无从谈起，就在此时此刻，超级富豪们却在为自己的产品增加更多附加值。
图 1 2019 年全世界食物不足人口数量继续增加。
这件事，怎么想也不是一件好笑的事。
而食物问题，仅仅是贫富差距小小的缩影。真正造成问题的根源在于分配不公，在马太效应下，分配不公不是一代人的问题。分配不公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差距更在于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发展公平。
在决定分配的流程之中，对生产要素占有的不平等决定了不同阶层政治地位的差异。作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生产资料垄断所有者构成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由其制定国家的各项政策,普通民众则无法通过公平的政治参与维护自身的利益。本文尝试通过对农业，重工业，金融业为核心的三个标志性的国家之中，马太效应在何等程度上加重了分配不公，以至于最终不约而同的走向两极分化作出分析，并尝试展望有可能衍生的进一步危害。以期为“共同富裕”的迫切性提供理论支撑。
农业下的分配不公——以拉美地区为例
拉丁美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四分之三的热带范围之内，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20摄氏度以上全洲年降水量平均多达1342毫米，相当于大洋洲的3.2倍，是世界上最湿润的一洲。加之地广人稀，更有利于机械化农业。16世纪初，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开始进入。葡萄牙占了巴西，西班牙统治了除巴西以外的南美广大地区，拉美地区漫长的殖民历史就此开始。
图1 拉美—加勒比地区收入分配状况的历史变迁
拉美的大地产制形成于这个时期，在大地产制下,统治者和上层阶级凭借权力和武力占有拉美国家的大部分土地,进而几乎完全控制拉美国家在咖啡、棉花、 矿产等各经济部门的生产和出口,从中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而由于没有土地,大多数普通民众不得不向大庄园主和大种植园主出卖劳动力。在无法持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前提下，使用权也会逐渐失去。最后衍变成以劳动力交换最基础生活资料的悲剧。
19世纪初拉美地区的独立运动基本上推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主义统治,然而殖民地时期形成的权力结构却没有被打破,作为殖民地经济制度核心的大地产制依然存在。拉美人民与其说惊恐，不如说绝望的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用生命、鲜血、尊严铸就的“自己人”新政府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的“自己人”，相反的，把自己看作理所应当继承原殖民政府利益的新的统治者。新兴的统治阶层对于投入精力、物力、财力精细化管理毫无兴趣，对于如何维持原有经济轨道，避免彼此瓜分的资产受损大有兴趣。于是乎，新型的资产集团开始了利益交换、资源整合。这样，所有的统治阶层都坐到了一辆战车上。
工业化的分配不公——以一战前的德国为例
在14-15世纪，城镇蓬勃发展，一系列显著变化产生，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劳动分王开始成形。封建主越来越成为城市手工业产品的消费主体，同时城镇本身则成为农产品的出路。这一结果是封建关系性质的变化，原来的封建生产完全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而现在至少剩余产品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商品流通，其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封建贵族的兴趣已经不再是聚焦于农产品的消费品形式，而更多地转移到了农产品的交换价值上面。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西方国家相继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各国开始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这引起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人口、就业等都随之发生转变。德国，作为欧洲的十字路口，物品的交换价值及其意义远大于其他。
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城市贫困群体的主要成员包括年老体弱者、失业和低收入者、单亲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以及外来移民等。工业化时期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引起了日趋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和社会排斥现象，虽然城市化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但是贫困人口的数量并没有相应减少的趋势。这句话虽然矛盾，但是却是资本家和农工在这时最佳写照——
对于资本家而言，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产出相对不稳定（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而且农产品的附加值远远低于工业品。对他们来说，最佳选择是让大量的农奴成为工人，转而生产工业品。但是，让农奴成为工人决不是为了优待他们，而是为了更多的剩余价值。
对于作为劳动力的农奴而言，他们的心情开始了过山车，在当时，农民尽管在法律上可能处于受到奴役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劳役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被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所折算，他们与领主的关系已经转化为与地主的租個关系，他们没有被给予农奴份地，更无需向领主自营地提供耕种义务，他们的农奴＂成分＂主要是体现在身份上。然而，随之而来的农奴大解放从名义上让他们“解放”，而事实上则是解绑——他们和生产资料彻底的解绑。在他们与地主团体保持租佃关系时，他们依旧拥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生产所得的剩余价值可以部分持有；而当他们成为劳工，他们一方面更加依赖生产资料——毕竟工业机器在当时的稀有性远超土地，另一方面，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与自己再无关系。
图2 1850-1913 年德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折线图
完全吞噬剩余价值产生的效益是惊人的，在夸张的利益刺激下，在19世纪初期德国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乡村并且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例如在1816年普鲁士只有10%的人居住在5000人以上的社区。19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大量转移。德国在1871年的人口总量约4100万，1910年人口总量增加了2400万，20%的人生活在100,000人以上的大城市。
图3 1885-1913 年德国钢铁合作社工人及工资状况表
乍一看，好像工人的人均工资涨了6倍，然而事实是此前德国流通的是金马克，完全由黄金铸造，共200000枚，随着经济通货膨胀加上巨额战争赔款才开始转向纸马克，截止1923年1月，发行了13亿元马克，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简直令人发指。以购买指数计算，1914年为100，1922年1月为1440，而在1923年12月已经上升到了126160000000000。工资才涨了6倍，然而物价飙升1261600000000倍！以至于新马克兑旧马克的比例为1：一万亿。
战争赔款和通货膨胀让马太效应更加有力，为了尽快走出经济困顿，这段时间的资源整合和利益集团捆绑是在被瓜分者的主动配合下完成的。在1895年至1907年间，是资产阶级对骑士庄园的逐渐占有。之所以单独强调资产阶级对骑士庄园的占有，是因为骑士庄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土地私有产权与政治制度层面特权的结合。这就使我们在关注资产阶级获取农村私有产权经济动因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认识到其经济动因背后的政治动因，即资产阶级想要获得政治权利，想要表达政治诉求，获取土地私有产权也是极其重要的方式之一，资产阶级的经济动因和政治动因往往是互为表里的。
然而这个进程很快变得不再掩饰，而是近乎与歇斯底里——
新兴的资本集团以鲸吞的气势，占有了近乎一半的骑士庄园，这头饕餮就等待一位奥地利落榜美术生的勾勒，来为它装上一副吞食天地的牙口......
金融业导致的分配不公——以美国为例
一般来说，人们经常担心金融业的发展仅仅会是一小部分富人受益，因为金融市场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体系，需要较为专业的知识，以及一定量的资本才能参与其中。例如，为了减少借贷市场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贷方一般会要求借方具有抵押资产，这就导致穷人更难接到贷款。因此，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穷人仍然很难通过贷款来为教育或者创业提供资金，而富人因为已经拥有较多的资产和财富，便更加容易地从金融理财产品中获益。可是事实上，哪怕依赖性最小的原始采集行业，也存在一条“门槛”，比如对于采集场地的占有、准入权利。所以，金融业导致分配不公更多的在于金融业能够灵活地及时更新门槛，而不在于门槛本身。
图6 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途径
在美国，利率的高低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也就是由金融机构决定，金融机构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和资金供给状况决定是调高利率还是调低利率。当调高市场利率时，银行存款性利息增加，居民储蓄型资产相应增加，银行吸纳的存款直接满足了金融资本家的借贷性需求，更多资金流入金融市场，此时资本家获得的资本收益远大于居民依靠银行存款获得的利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当调低市场利率时，居民储蓄型存款降低，居民作为风险厌恶者宁愿把钱放在手中，也不愿意存入银行，同时随着市场化程度加深，金融性投资增加，金融性资产收益提升，居民手中的钱贬值加剧，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由此开始代际的恶性循环——家庭越贫困，教育投资资金越少，受教育水平越低，技术水平越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难以从事中高等收入的工作，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收入水平会越来越低。
由此，在金融业衍生的分配不公出现了前两者都不具备的特性——及时更新的门槛——在前文中的情境下，你都可以尝试通过学习或者资源累积，来实现阶级跨越，也就是“打不过就加入。而在金融业所衍生的情况下——总有一条门槛适合你：当你尝试跨过原始资本这条门槛的时候，信贷审查就是跨不过去的山；当你好不容易凑足了原始资本，运行资本的知识又成了新的高峰；当你......
而更绝妙的三保险是，当你满足了所有条件，你也无法在以小博大的战场中做一个常胜将军，他可以失败无数次，而你输一次就是粉身碎骨。
总结
在一切分配行为之中，分配者往往掌控生产资料，分配者的权力对分配公平的影响表现在对分配者和接受者的影响两方面：高权力可以使分配者在分配中表现出更明显的自利分配倾向，分配者的高权力同时也会使接受者对不公平分配有着较高的接受度，亦或者说不得不承受——别无选择得走近又一个恶性循环。因而，要尝试接近“共同富裕”，就必须“通过生产条件分配的正义，逐步达成社会财富分配的正义”。即通过创造有益于贫困个人发展的条件、赋予公民公平竞争的权利，让贫困个人通过实现自我价值摆脱贫困，才能真正接近目标，否则我们的胜利永远只是凯撒的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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