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智 北京“文革”十年种树记
在
“文革”到来之前，北京市园林局各级干部先后三次听到毛主席有关园林的指示精神，主席的这些指示并没有正式文本，只是领导之间口口相传，每位领导说完后都得补充一句：“若传达有误，由我个人负责。”
第一次是取消盆花时，1964年6月29日常务副市长万里口头传达主席的指示：“都吹苏州园艺好。假山，养名贵的花，这是士大夫阶级的需要。一不劳动，二不生产，不敢和广大群众结合。看山水，可以到西山去看。这是阶级路线问题。机关不养盆花，房中也不摆花，不要用脱产工人养花。公园多种些树，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种果树，供广大群众来欣赏，增加些知识，少养些高贵的花。”这里明确提到公园要多种果树，供群众欣赏，万里说要把这当成方向来掌握。
第二次是副市长崔月犁在电话中听到彭真秘书转述的主席最新指示内容，1965年4月7日即口头转告市园林局党组书记丁洪：“房子里、院里种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解放后，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有发展。要给后代留下好传统，有生产气氛。公园要多种些果树。”
第三次是市园林局局长汪菊渊参加中央建筑工程部在1965年7月11日召开的第五次城建会议，在会上听到所传达的主席比较完整的一次讲话精神：“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它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就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像有点好处，晚上还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叫他们撤了。以后又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撤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满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窑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人管理庭园。今后庭园里，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虎坊路居民植树
1966年2月24日，市园林局党组书记丁洪在局三级干部会上口头传达毛的这三次讲话内容，因主席点名提到北京的中山公园和香山要改种果树和油料作物，因而使在座的园林干部倍感荣耀和紧张。丁洪再三强调：“主席的指示，是带有战略意义的，是根本的方向，是与防修反修联系在一起的，必须深刻领会这一指示，应认真贯彻。要把公园变成社会主义的公园，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公园，要与生产相结合。”丁洪说，要逐步进行树种调整，以实现多种果树和油料作物的要求，公园不但要因地制宜地种果树，还要种点农作物、蔬菜等，以增加生产气氛。丁洪从备战角度谈到种树的好处：“打起仗来，有大量的树，可以隐蔽，不暴露目标，桥断了可以使树搭，可以用作工事，还可当柴烧，对人员疏散也有好处。”
主席讲话流传时，就有人不时提到，在公园和街头种植果树，在管理上有诸多不便。在1965年4月27日园林局绿化工作会议上，崔月犁对此予以严厉批评：“我曾经说大街上为什么不可以种果树呢？如果说怕丢，反正物质不灭嘛，个别的被人摘了吃了，也好，可能有些问题，但这是方向问题。天坛公园种了四分之一的果树，比柏树好得多，种柏树什么时候才见效果呢？”他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思想教育的高度：“动员群众参加管理，爱护树木，实际上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过程，这个问题意义很大。要相信群众，敢于发动群众进行绿化、管理。城市居民有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识驴马，麦子看成韮菜，搞些生产，可以使城市居民看到各种生产都是什么样子，增加农业知识，进行农业教育。城里有这些东西，可以有生产气氛可以传给后代，很好地教育青少年，公园不光是吃喝玩乐，要改变社会风气。”崔月犁表扬天坛公园在四千亩的面积上，搞了近千亩的果园，已收果十万斤，但做得晚了一些。他说，古松柏死了就刨了，要让位，不要搞成树的拜物教，要多种些果树，要把公园搞成新型的、欣欣向荣的、使人振奋的公园，要有爽朗的气氛。
1966年2月28日，汪菊渊局长在园林局三级干部会议上做总结报告，提到世界革命的高度：“社会主义绿化，不但对于劳动人民有直接的好处，可以改善小气候，可以为人民群众创造较好的工作、学习、生活休息的环境，增强人民的身心健康，可以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生产木材、果品以及其它林副产品。同时还关系到马列主义的党的领导下的城市面貌和人民的精神面貌，使外国朋友看了称赞，使他们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向往社会主义，这就间接地关系到世界革命事业。”针对外界诸多的解读和“模糊认识”，他谈了对主席有关园林讲话的理解：“主席说到把院子里的花也撤了，是不是说公园就不要花了呢？我个人理解也不是这样。公园的花是为谁服务的？是为士大夫、资产阶级、公子哥儿吗？不是，是为劳动人民欣赏的。当然，公园也不能大肆提倡养花，那是不对的。主席讲到，今后庭院要多种树，可见树最重要。也要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可以‘种点’，其份量就比树、果树要轻）。当然也不能说，公园不要花了，只要树、粮食和油料作物了。总之，对于主席指示，要当作战略性来看，不能当作战术性来处理。”紧紧抓住“种点粮食”词语中“种点”含量的差异，来委婉调节种树和种稻、油料作物的平衡问题。
“要形成生产的气氛，使广大群众到公园来，处处感到有生产活动的实践，对群众进行农牧业生产的教育，而不再是提笼架鸟的公子哥儿那样‘悠哉游哉’的生活内容。”丁洪1966年2月24日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这一番最后的表态，表明经过层层叠加，公园和街道植树的生产化教育化模式已成为“文革”初期对园林的政治要求和实现目标之一。
“文革”前的几年，北京园林工作一直跟着政治运动前行，每年上报的植树成绩都是红火。但到了1963年4月18日，市委建筑工程部向市委上报一份《关于园林局工作问题的调查报告》，内中称：“五年共新植三千五百多万棵树（包括群众植树二千八百七十万株），连同1958年以前栽植的三千九百九十多万棵，目前留存下来的仅有一千五百一十多万株，成活的留存率仅为37.8%。”报告中还说，1960年、61年两年在苗圃绿地搞养鸡、养猪，赔了四、五万元之后收了摊子。苗圃林带进行间作，搞粮菜生产，仅1961、62年两年赔了40多万元。1958年以来种了很多果树，由于管理力量上有困难，处理掉一批，没有处理的，有些也放松了管理。
市园林局党组书记丁洪在1966年2月24日局三级干部会上也承认：“我们种的不少，据说有三四千万株，现只成活一千六百万株。”他深感到内外部的沉重压力，早在1964年一次内部会上，曾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北京在工作上和全国其他城市比较起来，普遍绿化不如南京、湛江，园林艺术不如杭州，群众及居民区绿化不如南京，树种规划不如重庆，街道树不如南京、郑州，花卉和园林植物栽培不如杭州。这六个不如，同首都的地位很不相称。”
在这个三级干部会议上，丁洪代表局党组布置四年的植树计划，也就是在1969年建国二十周年时实现首都的普遍绿化，当前以快长树为主，但要适当发展果树，也应满足居民群众的需要，以快长乔木为主，但也要丰富多彩。五年需种植乔灌木500万株、紫穗槐500万株，草皮150万平米。丁洪说，现在看来，这个设置的数字不是大了，而是小了，必须把一切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上树。
1966年2月5日上午，园林局第二次局务会议上确定本年度绿化初步安排，在69条干道、242条一般道路、43处小公园绿地和10处大公园，计划植树36.26万株，种紫穗槐186.6万株，群众植树60万株。3月7日下午园林局第三次局务会议，丁洪介绍该日上午参加市绿化植树问题的会议情况，这个会上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多种树，多搞些林业资源，铁路两旁都要种树，多种少伐。以群众绿化为主，专业为辅，林业部不要光管砍树，应面向全国多种树。还念了刘少奇一条有关“接育酸枣、生产备荒”的指示。主持会议的常务副市长万里认为园林局“四五年种五百万株”的计划太保守，标准太低，种1000万株也不够，副市长崔月犁还略有嘲讽地说恐怕你们按5米一株算的吧，但市领导同意园林局新提出的“见缝插针、密植试点”的意见。5月3日上午第四次局务会议上，与会者纷纷感慨本年度春季绿化成绩确实比较突出，乔木种植高达70多万株，主要是市委、市人委领导重视，工作抓得紧，报纸有关绿化的社论和报道罕见用了绿色套版。
从1966年3月开始，主管郊区农业林业的市农林局开始布置郊区大规模群众性的造林运动的计划，估计需乔木、灌木、针叶、阔叶等树苗二十七亿株，但全郊区只有苗木约一亿三千万株左右，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农林局党组决定开展一个人人采种、队队育苗的群众运动，首先把全市现有的二十九万斤洋槐、紫穗槐、桑树种子和六十二万斤核桃、栗子种子育上苗，这样约可产苗四亿多株。
最让农林局费尽心血的是以酸枣接大枣为中心的嫁接工作，称之是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措施。到1966年时已经嫁接一百多万株，有些已经挂了枣。农林局表示要力争把郊区可能利用的酸枣都接成大枣，五年接五千万株，五年后，每棵产大枣一斤，就是五千万斤。
按春季种树惯例，市园林局从1966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先后在成府路、西颐路、北三环、新街口外大街、建国路等干道开始补植工作，每条线路多在万株左右。3月16日，万里得知情况后就打电话给园林局：“现在树苗不够，要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集中几条道路、河道，不可分散；育苗工作要抓紧落实；不要错过时机，现在农活不多，其它工作不太忙，可以动员农民、机关、学校抓紧时间搞绿化。”万里担心植树点过于分散，不利于整体绿化效果，必须集中力量主攻几条主要的干道。
4月7日，玉渊潭公园上报年度工作计划，其中植树部分可以看出当时各公园种植的大致比例倾向，果树和豆类作物逐渐成了“主力”：除了南边界篱植银杏545株、丁香600株，水闸两岸补植柳111株、清杨114株，南土坡种油松、蔷薇等151株之外，更多的还是果树，譬如北山种核桃109株，桃园补栽大桃58株，育杜梨200株、酸枣100株、黑枣500株、栗子500株、山桃50株，林间空地种植粮食豆类作物，计划收粮1500斤、产桃2500斤。
从1966年至1971年，园林局陷入运动的内耗之中，运转吃力，只是被动地应付面上的工作。1968年8月23日，提出本年度植树、育苗、园林养护计划，由市拨款50万，专业植树13.4万株；市拨款85万，群众植树90万株，另种紫穗槐62万株。在这里，群众植树大大超过专业植树，给群众植树的政府拨款也多于专业植树。1969年3月6日公布园林维护计划表，专业植树还是维持13.5万株，市拨款55万，群众植树87万株，市拨款60万，紫穗槐依旧受到青睐，种植数高达62万株，只是这一年群众植树按收回30%苗费计算。
1969年4月17日，市建设局革命领导小组下发《园林维修计划要求》，可视为这几年总的绿化基调：“要多栽快长树、果树和经济树。要充分利用一切土地生产些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各单位现有的果树要加强养护管理，使之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凡有条件的道路两侧都要多种紫穗槐，这样既有利于护路备战，也可增加收益。”同时要掀起春季植树的群众运动，尤其是那些被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长期弃置不顾的劳动人民居住区应重点安排，展开大规模植树活动。
1971年12月6日，市委向中央呈上《关于北京市绿化工作的报告》，这是进入“文革”以来首次上报的绿化报告。报告中称，贯彻毛主席关于“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指示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进一步高举革命批判的大旗，肃清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和旧市委彭真、刘仁一伙鼓吹的什么“香化、美化”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端正了绿化工作的政治方向，加快了绿化工作的步伐。全市共计绿化面积约二百五十万亩，四旁植树共一亿二千万株，其中城区绿地、路树二千四百万株，绿化公路、铁路、河流和主要渠道约三千五百公里，全市城郊绿化林木覆盖率达百分之十二。
“四旁植树”在当时是专用名词，指的是“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北京市希望在“四旁”多种一些既能观赏，又能生产药材、果品、油料、香料等有经济价值的品种，如核桃、柿子、苹果、山楂等果树，牡丹、芍药、杭菊、茉莉等药用、芳香植物。针对城区主要地区、干道树种单调，常绿树少，冬季绿化效果很差的状况，报告确定了植树的总体原则：“城区要合理安排各种树木的种植比例，以快长树为主，兼顾近期和远景的绿化效果，使公园和主要街道逐步达到冬夏常青，提高绿化水平。”
报告中也承认现有树木的养护管理工作不健全，乱砍滥伐、毁坏林木的事件不时发生，最近仅城区不经绿化部门批准擅自砍伐的树木即有七千五百余株。对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也做得不好，有些地区的树木遭到病虫严重危害，一些古松古柏枯死，仅天坛公园就有一百多棵。
报告中重点表扬了四个绿化典型，各有各的先进之处：“通县小海子大队，在盐碱沙洼地里，几年来植树造林达到平均每人有树一百七十五棵。密云县沙厂大队，造林与治山相结合，五年间在荒石山上造林一万二千亩，每人平均七亩半。大兴县西红门大队，自力更生办苗圃，三年准备，一年突击植树二十五万株。崇文区板厂和西四块玉居民区，在专业队伍指导下，组织居民自栽、自养、自管，大搞街坊绿化，植树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几年之后已绿树成荫。”
经过持久的报刊宣传，这四个单位先进事迹已经家喻户晓，尤其身在市区的板厂和西四块玉更是声名大震。在1971年底园林局整理的《园林工作会议典型材料》中，记载板厂新里在新春短短几天时间就发动居民栽树1600余株，绿化与战备相结合，采取快长密植方法，使树木很快成荫，起到防空隐蔽的作用。有的群众豪迈表示：“多栽一棵树，就是向美帝、苏修发射一颗炮弹，就是为战备工作贡献一份力量，就是向毛主席敬献一份忠心。”
1971年深冬至1972年春夏，几位中央首长先后提出“引种驯化”的指示，指名做好红松、杉木、樟树、柞木、紫竹等珍贵树木的引种工作。1972年8月18日，市公用局党委上报市委《关于公园贯彻落实去年中央首长指示的情况的报告》，内称园林局专门派人到江苏、辽宁和山东等地，引进了包括中央首长指定的树木品种共五十多种、二千多株丛树木，分种在中山、陶然亭、北京植物园等九个公园，已成活一千七百多株，成活率达百分之八十四。
到了1973年2月，为了落实中央首长的指示，园林局特意在西南郊苗圃开辟了苗木品种保留区，栽种从有关省市收集来的192种树木，共一万七千九百四十七株，占地高达一万二千平方米。就在这期间，中央首长又指示枫杨、马樱花需种子繁殖，并为中央驻地提供元宝枫、加杨、紫穗槐等树种，市里统称这都是“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
中央督办的519大工程1972年完工后，园林局马上承担地面绿化种植任务。园林局绿化处在年度总结中，称这项绿化工作要求质量高，现场条件复杂，工程时间紧，集中了一百多人的力量，突破植树季节的办法，经过一年努力第一期种植乔灌木三千零五十二株，铺草皮七千一百三十六平方米。绿化二大队接到艰巨任务后打破常规，踏冰雪，破冻土，2月24日就提前开工，完成了起大树一百六十五株的工作量。
从1972年开始，遵照中央首长关于要提高首都绿化水平、做到四季常青的指示，园林局在迎宾干线和重点地区大量种植常绿树，提高首都冬季绿化效果，而且有意移植个头大的树种。绿化一大队承担首都体育馆道路前的绿化任务，深入到西山林场白家疃半山腰上，在地下石头多、不易打成坨、坡陡道窄运输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辞辛苦地挖掘了一百二十多株大油松，栽植在首体四周，排列整齐，被领导夸奖“美观效果好”。前门一带原有两层旧路面，路基坚硬难挖，绿化三大队没有被困难吓倒，坚持把路基凿穿，扩大坑径，全面换土，苗圃里几千棵白皮松以及牛王庙等地的油松土坨千斤重，在机械缺、吊车少的情况下，大家就用双肩抬出来。
1973年入夏以来，天安门地区的大油松出现枯黄现象，较严重的有20棵，特别是人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北侧有3棵已由枯黄致死。经检查和土壤测定，凡是枯死的树木其土壤都含碱多，人大会堂北侧枯死树下的碱度为9.16，含氯离子（食盐的元素）0.01%。园林局领导丁洪闻讯率人赶到现场，大家分析油松枯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连续两年冬季在长安街撒盐水后，把带有盐分的冰雪等物堆放在树底下，使树木受盐害所致。
丁洪等局领导当即决定，伐除死树换栽新树，其余拟施硫磺粉，降低土壤的盐碱度；扩大树堰，施肥换土，以减少土壤中的盐碱含量，建议环保部门今后冬季不要把撒过盐水的冰雪等物堆放在树下。绿化处工作人员实地观察后，确认更换生长点已死亡的八棵，还有6棵树木针叶有一半枯黄，不能保证青枝绿叶，对市容有些影响，暂做保留是否妥当，还得请领导考虑。（见绿化处革委会1973年8月1日致园林局革命领导小组《关于更换天安门广场周围部分油松树木的请示》）更换树木报告层层上报，直至市委领导，最终同意更新11株，补植2株，换土100株。
1972、73年，随着“尼（克松）访”“田（中角荣）访”到来，市里指示要采取果断措施，基本保持迎宾干道的沿线树木长势良好，这是关系到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服务的重大问题。东三环路原有的行道树为枫杨和二青杨，由于土壤不适应，树木生长不良，早期落叶，每年国庆以前树叶大部分焦边发黄，影响市容，园林局决定逐步换栽国槐。日坛东路原有二青杨96株，因生长不良，缺株较多，也准备换栽国槐。西郊机场至玉泉山路原有黑杨1200余株，已经衰老，生长不良，拟予伐除换栽毛白杨。
三里河路位于迎宾馆门口，1969年因遭受冰雹灾害，这个路段的树木生长不良，树形较差。1975年1月30日，园林局革命领导小组上报改造方案，认为搞好这条路的绿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决定伐除现有树木2586株，换栽一批较大规格的苗木。同时征求钓鱼台管理处和警卫大队的意见，不宜在靠近围墙之处种快长或高大的乔木，以免登高修树影响院内安全，同时枝叶须在巡逻战士的视线以上，计划在距墙5米处种一行柿子，移植北三环已进入结果期的柿子树，但考虑到人为损坏严重，每年开花后即将果摘除，否则树枝都被人折断。
在这段时期，园林局不断向市里反映绿地被占被毁的情况，希冀引起高层重视。像玉渊潭被当作养鱼场，先后伐除了大树两千余株，其中有解放前栽的大国槐树四百余株；海淀人民公社的农民平毁圆明园已绿化的山头二、三十处，毁坏树木2万余株；因人防工程堆土，善果寺公园数千株树木被埋没致死，东城区南馆公园的树木被毁，宣武小六条公园也连树带碴一起推平；广安公园已栽有数千株常绿树和其他近万株树木，宣武区体委以此做一个体育场，树木全部损坏伐光；宣武青年湖公园被区体委改造成游泳场，很多树木被损坏；太平湖公园已是区属最好的公园，但作为地铁工程的堆土场地和安置地铁单位之后，大量种植的树木被毁；20多个工厂、单位不时占用或借用陶然亭公园的土地，尤其3401工厂在临时占用地上兴建许多永久性房屋，原有400余株古老的松柏树基本死光。
连续几年，天坛公园约有300余株古柏陆续死亡。1973年1月22日，公园管理处革委会上报称，经过长久观察，发现设过厕所和食堂的地方，1-2年内古柏就开始衰亡。原来公园过去曾做过红卫兵“接待站”，多次承办军乐团集训，在古柏林内设置大量临时厕所和临时食堂，因生活污水渗漏造成死树。同时大量人员活动增加，土壤被踏实板结，通气透水很差，严重影响树木根系的呼吸，这也造成地力消耗，得不到补充，致使树势衰弱。管理处革委会决定，力争使厕所与古柏保持最远的距离，计划在祈年西门林内做补栽大柏树的试验。
让市领导万万没想到的是，办过大型红卫兵接待站，竟然是三百多棵古柏树致死的主因之一。
1970年从河北易县引入毛白杨条5万根、幼苗8千余株，逐步替换北京城里的老毛白杨，但发现“五一”节前后结籽飞絮日益严重。1973年5月底，园林局遂派人到易县实地调查，以确定这批毛白杨是否雌株和今后使用的前途。
园林局干部在易县没有找到原引种母株，据说已因建水库被毁。当地干部介绍说，毛白杨雌株在1953年从易县南各庄水库的河滩上发现，经埋条繁殖，逐年发展，现已推广到河北全省。因生长迅速，树干通直，材质很好，群众称为“大板杨”。雌株飞絮在农村没有影响，但在北京市内集中种植，四月下旬飞絮满天，对“五一”节市容有影响。调查小组建议，在市内应控制使用毛白杨雌株，从1974年起逐步压缩雌株数量，以雌雄1:3比例为适宜，在郊区仍是很好的行道树，可以成片种植。
1973年后园林局主抓了“珍贵树种引种驯化”工作，解决雪松、玉兰、乔松、黄松、紫杉等十几种珍贵观赏树种植问题，为使首都四季长青提供了条件。比如雪松树姿优美，原产于喜马拉雅山，由于三十多年才能产籽，繁殖困难，但经过科研攻关，在北京试种成功。1975年从南方、西北和东北定购华山松、冷杉等7万株，而且为了适应首都政治需要定植一批大规格的苗木。
北京植物园先后派人到秦岭、长白山等山区搜集一千多树种，其中南树北引的树种六十多种，测定在北京条件下越冬的临界指数和防寒保护的最佳方法，对南树进行循序渐进的锻炼，冬季通过埋圭、盖塑料薄膜、草棚、夜盖蒲苇、搭草棚、风障等防寒措施，提高越冬抗寒能力。1975年12月25日，北京植物园上报《引种驯化工作简要汇报》，内中称，由于过去没有对暖湿带和冷湿带树种进行过系统引种试验，事实上北京距一些树种的分布中心较近，而北京又属于潜在分布区，只是由于一定的客观原因，未得分布。比如甜竹、筠竹等，就属于这种情况，需要以植物地理学为基础，进行专属引种试验。有些分布北界、在黄河附近的树种，加强夏季栽培管理。冬季通过循序渐近逐渐锻炼的措施，如日本柳杉、油橄榄、茶野、玉兰等约20种竹类都是较有希望驯化的。有些特用经济树种，如鱼障、杉木等，驯化较困难，需通过一定的技术措施，在长期保护下多种途径进行试验。
北京植物园接受“南茶北移”试验任务后，深感任务艰巨。因为北京与茶树分布北界纬度相差二度，平均气温低3度，绝对最低温度较其临界低温还低3-6度，降雨量不到茶树分布中心地区的一半。土壤多为中性偏碱，过去多有引种失败的记录。植物园报告称，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以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极大政治热情对待“南茶北引”，职工寒冬腊月之际到200多华里的东灵山、小龙门林场，挖掘运来酸性土50立方米，满足园里试验的需要，同时施用硫磺粉、硫酸亚铁等化学药剂降低土壤PH值。大家参加义务劳动不要报酬，不要存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最有力的批判。播种苗转入幼年期自营阶段时，生长势力减弱，当即落实以新老工人为主体、领导和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班子，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见北京植物园革委会1975年12月《茶树引种工作总结》）
1976年7月唐山地震后，北京全市疏散到公园绿地、林荫绿带、行道树下的居民共达140万人，利用树木搭棚既坚固又方便，许多居民都利用树木做棚子支柱，四株树木就能解决一户棚子。10月2日，园林局向市建委报告称，百万居民涌向林荫绿带，发挥城市绿地抗震的作用，使我们进一步加深搞好城市绿化重要性的认识。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先后病逝，园林局下属不少单位特意在办公地点环绕种了青松翠柏，以此寄托哀思。9月中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遗体告别仪式，遗像两侧摆有十几棵园林局种植的水杉，这让北京园林职工哀伤中倍感荣光。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需搬迁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大油松，1977年11月14日午夜开始到17日，绿化处九百多名职工突击三天，包装移植大油松335株，移植国槐235株，伐除杂树5620株，比预计提前三天，为其他工程及早开工赢得了时间。
这成了北京“文革”十年种树的特殊尾声。这十年，栽植和伐除相互交织，政治意味浓厚，领导意图明显，折腾成分不小，风雨中磕磕碰碰，构成当代中国史值得回味的一小章一小节。
（本文原题“北京十年种树记”，首发于《随笔》2020年第6期）
